□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评论员 莫兰
春节将至，随着每年一度的农民工返乡潮，这一群体的情感生活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日前，某媒体刊发了《农民工组成“临时夫妻”，解决生理需求你可愿意？》的报道，称“临时夫妻”只是“露水夫妻”，“只是解决农民工的实际生理需求，几乎不存在破坏原有家庭的可能”，引发争议。
有关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关注只是近几年的事。2013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的直言表述让公众第一次知道了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年，有媒体报道称，我国已有十多万“临时夫妻”，其中包括许多将配偶留在家中的已婚农民工。如今，这一数据恐怕还在增加，令人触目惊心。
“临时夫妻”现象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可谓是“体制性”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续了20多年的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有所松动，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劳动换取报酬反哺家乡。一来打工地很少提供夫妻共同打工的条件，二来家中田地不能荒废，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所以大部分打工者都是只身外出，两地分居情况非常普遍。
一个人背井离乡，生活条件差，几乎没有娱乐，精神空虚，情感关怀和生理慰藉等需求尤为强烈。《瞭望东方周刊》的一项调查显示，“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5%，而女性农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王进鑫曾调查了成都1589名农民工，其中16.5%的人承认有过婚外情。孤寂难耐、找个人照应、性需求成为“临时夫妻”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我国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临时夫妻”既不合法，也不道德。这种建立在性基础上的感情很危险而且极脆弱——不仅容易出现意外怀孕、染上性病等问题，因为双方或一方有家庭，还可能因为钱财、前途和情感纠葛造成婚姻破裂，甚至引发暴力案件。江苏城市频道曾报道过一起“临时夫妻”案件，双方本来各自有家庭，女方意外怀孕后流产，离开男方想开启新的人生。谁知男方数度纠缠，最后将其杀害。而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3年6月前后受理的10件与“临时夫妻”有关的刑事案件中，11人获刑，10对夫妻为此离了婚，由此导致的离婚率高达九成以上。
如今，中国农村青年离婚率高企，与“临时夫妻”等婚姻乱象不无关系。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2013年到2015年间审理的离婚案件中，“80后”“90后”农村青年成为离婚高危人群，占全部离婚案件的85％左右。专家认为，农民工受地域迁徙阻隔等客观因素影响，婚外性行为增多，家庭婚姻稳定性受到冲击，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是导致离婚率高的主因之一。
“临时夫妻”是对法律和道德的严重背离，如果放任这种性伴侣关系蔓延，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处于更弱势地位的女性，包括身在农村的妻子和女农民工。然而，一味地对他们挥舞起道德的大棒，并不能治本。要矫正这种扭曲的“灰色婚姻”，关键是重视从前一直被刻意盲视的农民工性权利问题，彻底铲除“临时夫妻”滋生的社会土壤。
最理想的状态，是农民工能举家在城里扎根立业。为此，输入地政府应该做好“接纳”文章，包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接纳农民工的家庭成员上学、就业、养老，为其举家落户城镇创造更好的条件；输出地政府应帮助农民工家庭增强“造血”功能，包括对农民工特别是妇女进行就业技能培训，让有能力的家庭转移出去。如此一来，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譬如“临时夫妻”“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都能一揽子解决。
即便目前这样的美好愿景尚难以实现，政府和企业也应该尽力为农民工提供“夫妻房”，至少可以设置“周末房”“钟点房”。总之，既要重视农民工的“钱袋子”，也要关注他们的“被窝子”，不能让这些城市的建设者独自承受城市化进程的后果和代价，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