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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学中， “闲暇”常被作为“劳动”的对立面，置于一个有偿雇佣劳动的框架下来理解。女性主义学者试图将女性的闲暇从有偿雇佣框架的遮蔽中“解救”出来，探讨女性闲暇在时间、费用、场所和活动类型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本文作者基于在华中莲荷村所做的实地调查，探讨在1926～2013年间不同代际的男女在劳动、闲暇上的变迁与延续，并探讨其中所展现的权力关系及性别含义。
■ 黄玉琴
传统社会学将“闲暇”作为“劳动”的对立面，置于一个有偿雇佣劳动的框架来理解。女性主义学者试图将女性的闲暇从有偿雇佣框架的遮蔽中“解救”出来，探讨女性闲暇在时间、费用、场所和活动类型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比如，研究者普遍认同，和男性相比，女性的闲暇时间更“破碎”，女性独自闲暇的时间更少，闲暇场所更有可能是家中而非家外。
基于在华中莲荷村所做的实地调查，笔者试图以莲荷为个案，探讨在1926～2013年间不同代际的男女在劳动、闲暇上的变迁与延续。考虑到历史代际和生物代际的交互现象，笔者将莲荷村的女性划分为三代：“第一代放足者”，指近代史上免除缠足的第一代；“战后婴儿潮一代”，指成长于1949年之后有较多兄弟姐妹的一代；及“计划生育一代”，指在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执行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笔者采用整体性的、历史的视角来考察有酬／无酬、劳动／闲暇等原本被二分的领域，借此展现变迁的莲荷村民闲暇时间和活动的变化，以及此种安排所展现的权力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性别含义。
女性“闲暇”：从劳动中分离并逐渐增长
从前集体时代和集体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对于村民来讲，劳动和闲暇生活最大的变化，一是“闲暇”从“劳动”中的分离，二是闲暇时间的剧增。
在前集体时代和集体时代，“闲暇”更多是指高度嵌入到劳动过程中的“休息”或“被别人招待”。而改革开放之后，村民有了相对较多的、独立的“闲暇”时间。该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及劳动制度和科技的发展，使得农民需要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另外，人口发展和工业化带来人均农耕用地面积减少。除此之外，一些农业技术的采用，比如杀虫剂和除草剂，播种和收割的机械化，节省了时间和劳力。
制度和技术上的变革尤其为农村女性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村民新的生育理念，以及核心家庭的兴起，都造成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从而使一般由女性负责的家务和照料劳动减少。家用器具的改进也缩短了女性劳作的时间。例如，煤、煤气等的使用节约了女性拾柴的时间；自来水的安装减少了到水塘取水的时间；其他家用电器如电饭煲，洗衣机的使用，以及服装和鞋类等的批量生产，也将女性从部分繁重的日常家庭劳动中解脱出来。
对不同代际女性而言，“闲暇”的含义不同
通过采用代际和性别的视角，笔者发现对不同代际女性而言，闲暇的含义、闲暇时间的分配是不同的。
首先，不同的代际拥有不同的闲暇资源。比如，电视是大部分村民都喜爱的一种闲暇资源，但“第一代放足者”的老人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电视机。但在“战后婴儿潮”一代和其成年子女一起居住的家庭中，很可能有两个电视：旧的放在老一辈的房间里，新的放在年轻一辈的房间里。
其次，从闲暇观念和活动来讲也存在代际差异。对于“第一代放足者”，闲暇更为常见的含义是闲坐、休息。即使在休息的时候，她们手上也不闲着，会剥点花生、棉花或者纳鞋底。但 “战后婴儿潮”一代和“计划生育一代”可以很好地参与到各种闲暇活动中，比如看电视、闲聊、走亲访友以及打麻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年轻两代似乎更能享受纯粹的闲暇。
最后，个体可用于闲暇的时间，取决于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结构等。笔者对最受村民欢迎的打麻将活动的考察发现，在麻将桌上花费最多时间的是中老年男性和暂时没有外出打工的“计划生育一代”年轻妇女。因为，村中大部分年轻男子都出去打工了；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的中年女性通常和成家的儿子或女儿一家居住，担负起做家务和照顾孙辈的责任，从而将自己的儿媳/女儿从家务和照料劳动中解放出来。当这些年轻女性暂时没有外出打工时，她们就是村庄麻将桌上的主力。
从“自我牺牲”到“选择性的自我牺牲”：夫妻间闲暇资源分配
在夫妻间闲暇资源的分配上，“第一代放足者”女性总是把丈夫和孩子的需要放在前面，牺牲自我的需求，并认为这是一种美德。但是，这种观念已经不再被年轻一些的两代女性接受。
一方面，尽管年轻女性也玩麻将，但是她们对于用于闲暇的时间和金钱更加慎重，会把孩子的需要和教育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她们认为，她们应该和丈夫拥有平等的闲暇时间和金钱。换句话说，她们愿意为了孩子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却不会为了丈夫而做出这样的牺牲，是一种“选择性牺牲”。而且，在她们眼里，在闲暇问题上向丈夫做出退让的“自我牺牲”行为，是很愚蠢的。
从“自我牺牲”到“选择性的自我牺牲”，其背后反映怎样的性别关系的变化？其原因是什么？笔者研究发现，这是一种与金钱有关的“公平”衡量法和乡村社会中认为“女性不该强势独断”的普遍社会期待在共同起作用。
纵观“第一代放足者”的一生，基本上是物质匮乏的。这使得她们的策略不是去争取有限的物质利益，而是“自我牺牲”，为家庭营造一个稳定的格局，之后利用“自我牺牲”的话语为自己在家庭里获得权力。而较年轻的两代人，物质上比过去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两代女性基本都通过参与农业和/或非农劳动为核心家庭带来了现金收入，因此，她们认为，既然她们和丈夫以同样的劳动方式挣钱，在家庭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供闲暇时，夫妻之间理应公平分配。但是，这种货币“公平”衡量法衡量的对象是金钱，而不是劳动本身。
换句话说，通常由女性负责的家务劳动、只能糊口的农耕以及对子女的照料，不属于“值得”的考虑范畴。在这种背景下，参与有酬劳动的农村女性一方面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比如同工不同酬和市场的性别区隔，使得她们挣得的现金收入可能低于丈夫的收入；另一方面，面临着家庭内非现金劳动的不被承认。既然如此，她们为什么也认同这个金钱标准？
这源于对一种认为“女性不该强势独断”的社区文化的妥协。社区的男性和年长女性是这种文化的维护者，他们认为家庭不和谐的根源是女性的强势和苛刻，而不是丈夫的疏忽和挥霍。正是这种货币“公平”衡量法和“女性不该强势独断”的普遍社会期待，打击了莲荷村的女性积极参与有偿劳动的热情。她们会羡慕那些不用工作，却有钱有闲去休闲的人。
整体而言，女性“闲暇”的含义与时间配置，具有代际、性别等方面的含义，也是一个充满权力关系的场域，对女性闲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村庄社会性别制度的嬗变。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