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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荷亮 几个月前,我忽接到一个0530开头的陌生电话,那是家乡山东菏泽的区号。一位女士的声音,自我介绍说是菏泽新华书店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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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凭良知多做善事,会有好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总不乏有良知的同类,一旦需要,他们是会守望相助的。

书店里的母亲

2019/10/23

■ 申荷亮

几个月前,我忽接到一个0530开头的陌生电话,那是家乡山东菏泽的区号。一位女士的声音,自我介绍说是菏泽新华书店的办公室主任,姓陈,然后问我,仪清莲是您的母亲,对吗?

我说,没错。

“我们接到通知,全国新华书店系统要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表彰一批对出版发行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员。我们想推荐仪清莲同志,正准备材料,您能不能从子女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些素材呢?”

这消息让我很意外,也很激动。母亲在书店工作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去世也逾二十载,菏泽的乡亲还想着她。

如同搅动心湖,早已沉底的许多往事渐次浮出。

母亲从菏泽地直机关调到新华书店工作,是1962年。那年我刚上小学,对家长做啥工作是懵懂的,只有两点印象:一是旁人对母亲的称呼变了,从“仪主任”(原来她是机关某科室主任)变成了“仪经理”;二是她比以前忙多了,天天早出晚归,我的一对双胞胎弟妹也被送到保育院全托了。

后来才知道是书店的事太繁杂,要完成发行任务,还要管一帮员工的吃喝拉撒,谁家有困难了她都要帮忙,甚至夫妻打架也得她来调解。母亲又生性好强,既负责书店工作,就总想和各地同行比一比,所以就自添不少压力。她曾在员工大会上说:“咱菏泽虽然是穷地区,但书店工作不能落后,越是穷地方,越得靠多读书长见识,才能改变面貌。”

母亲说这话,是有切身体会的。她出生于旧中国的农村,女孩子根本没有读书机会,她能识几个字,都是我大舅教的。大舅每天放学回家,干完割草喂牛等活计,就把学来的生字用树枝在地上写几遍,是自己练也是教妹妹,母亲就也用根树枝跟着写。她就这样完成了最初的启蒙,后来又受投身抗日的大舅影响,15岁就参加了妇救会,18岁入党,是菏泽解放时首批进城的女党员干部。后来她被组织选派到泰安干校学习一年,学了些理论知识,但她总抱憾读书太少。

让图书发行的触角伸到广大农村,让农家孩子有好书新书可读,是她到书店后着力抓的一件大事。

据菏泽新华书店史料记载,母亲上任后的1963年初,“专区店在菏泽召开各县店‘农村流动供应代表座谈会’,探讨加强农村发行的途径,交流经验”。我还记得那年春节曾跟母亲去乡下,对我来说是逛大集,开眼界,母亲却是去看望书店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集市摆摊售书,售年画、宣传画,很受欢迎。这不仅使图书和科技新知加快在农村传播,对完成发行任务也大有益处,一举两得。

母亲在书店工作,我也有了“近水楼台”,放学后总是先跑到书店,看少儿柜台有什么新书。那时书店不是开放式的,顾客看中的书要经工作人员从柜台内或书架上取出,翻阅一下若不想买就得早些还回。门市部的叔叔阿姨都认得我,我就自己窜到柜台后面取书看,蹲在角落里想看多久看多久。因为读书多些,写作文就比较顺溜,四年级时我的一篇作文在全校获奖,奖品是地区图书馆的一张借书证。母亲很高兴,另奖励我一本袖珍版的《四角号码字典》,这种字典查生字十分便捷,我非常开心。

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位在书店工作的母亲。我的语文老师也曾向母亲求助,想买一本《古文观止》,这书发行量有限,母亲是通过外地同行帮着买回的。我父亲单位的同事,也常托母亲买书,母亲都是尽力帮忙。

这算是走后门么?应该算吧,不过,能帮爱书的人一些忙,母亲觉得无伤大雅,乐此不疲。实在是有些好书印数太少,才造成紧缺。为此,母亲还常组织员工做调研,在基层单位和学校都有信息员,哪类读者喜欢读什么书,哪些书容易滞销,等等,她到省店开会时一并向上级汇报,提出建议。可见母亲对书店工作既有热情,又很细心。

可惜好景不长,母亲任书店经理才三年多,“文革”风暴骤起,宣传文教系统首当其冲。母亲被书店的造反派揪斗、游街,倔强的她竟不肯稍稍低头。因为她不肯低头,硬是被人拧得右手腕骨折,拽掉数绺头发,血浸于脸。她被关押在一间暗室,11岁的我带着7岁的弟弟去看她,带上家中做的好吃的和全家人的问候,一见到母亲我就满眼含泪,又不敢哭,得给弟弟树个坚强榜样。

母亲安慰我说:我没贪污没受贿,我没啥事儿。她还让我转告也被停职审查的父亲放宽些心,千万不要为一时的挫折想不开。

多年后母亲曾告诉我,那时,父亲在一次次检查总不过关时,曾悄悄攒下过半瓶安眠药,被母亲发现后全给倒掉了,还“骂”他一顿,让他眼光放远点儿。说起来,父亲也是曾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的人,枪林弹雨都不眨眼,却在这场运动中备受折磨,是母亲那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情感呵护,在关键时刻给他以精神支撑,终渡劫波。

1968年,我该升初中了,要填表报志愿。父母职业一栏,我不知该如何填写。以前我可以写“革干”,现在呢?拿回家去问母亲,她说,你就填“走资派”好了。我心里很难过,但只好就这么写了。

因此,我在报志愿时根本不敢把最想上的菏泽一中排在前面,而是放在5个志愿的最后一个。

排在前头的几所中学相继发通知书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父亲也感到没指望了,已联系他在山西某军工企业当厂长的战友,要是我没学可上,就到山西当工人去。

母亲这时已不再挨批斗,而是罚去“劳动改造”了,在门市部卖书。那天上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街上闲逛,路过书店,被母亲看到了,打手势招呼我过去。隔着柜台,母亲把身体探出一些,凑近我耳边悄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被一中录取啦!

怎么可能?我能上一中?但看母亲一脸的欣喜,她一定是有了确实消息。

母亲在菏泽文教系统是有口碑的。她挨批斗靠边站,一中的老师们不仅不以为然,可能还想让好人有好报,就要把她儿子招进来。况且我的考试成绩并不差。

我就没去外省当工人,而是进了师资最好同学也都优秀的菏泽一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我有此幸运,要感谢一中招生办善良正直的老师,也要感谢我的母亲。若用“官宣”体说,她在书店勤勉地为党工作,组织上对她和她的子女是公正的。但我还是想用一句更简单的俗语来解读: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凭良知多做善事,会有好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总不乏有良知的同类,一旦需要,他们是会守望相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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