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冉学鸿
北魏拓跋珪曾问博士李先，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答曰莫若书。李先例举王荆公诗：物变有万殊，心思才一曲。读书谓己多，抚事知不足。论及新法，李先则言非读书不足以应事，然新法之害，也是读书之过。结论是书不可不读，尤贵于善读。王安石以多闻博学称名，谓为世之宗师，当时学者无不以得出其门下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只是现在看来，名利之下，学问又有几何。
其实谈学识，苏轼在王安石跟前也不敢称大，两人留下的交手记载中，基本都是王安石胜出。荆公晚年患痰火之症，须饮用长江上峡瞿塘峡水煎烹的阳羡茶缓解，取水的事他曾托苏轼帮忙。这两人虽政见难融，但苏轼对王安石其人还是很敬重的。那次苏轼因为流连风景，一时忘记所托之事，等他记起时，船已行远，就随手汲了一瓮下峡水交差。本想一江之水定无多大差异，岂知茶刚沏好，王安石便识破此为下峡之水。苏轼大惊，细问究竟。王安石遂笑言，瞿塘水性出自《水经补注》，上峡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用此水烹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刚只因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这一番话下来，苏轼只得据实相告。
满腹才学给了王安石刚愎自用的底气与信心，同时也屏蔽了其甄别善恶的能力和从善如流的度量。时人说王安石“喜人迎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在他的新党阵营里，有一心奉迎将其比作伊尹再世的邓绾；有心怀不轨致其罢相的郑侠；还有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吕惠卿。此辈群集变法大旗之下，改革又怎能不跑偏。对于执宰天下的王安石来讲，善读书是个人事，善读人方是天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