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
刘文利参加国际会议
◆ 我不怕争议，但我怕干扰，怕干扰到这件事不能做了。所以，网上讨论的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个时候我们这套读本最后一册还没有出版。令人欣慰的是，最后一册读本在去年3月底还是出版了，我终于可以把12册完整的性教育读本呈现给孩子们了，那个时刻特别激动，不禁泪流满面。
◆ 做这件事，我感觉自己和孩子们的心灵相通，从中收获很多幸福，内心的安宁、平静，和一种能让他人受益的满足感，这是一个特别美妙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意境，它让我变得更加纯粹，充满了快乐和幸福，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
◆ 我最终的目标是让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接受性教育，一个都不能少。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会用我全部的生命去追逐这个梦想！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宋利彩
1988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标志着中国开始把性教育纳入中学教育的内容。这让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决定把青春期生殖健康教育作为自己研究课题的女研究生激动不已，认为这是一件中国性教育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之后的30年，她始终把性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十年磨一剑”，倾注大量心血编著一套适用于小学1～6年级学生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一共12册，开创了我国小学性教育历史的先河，被称为学校性教育的破冰者。但是也因为有些家长认为这套读本尺度过大而在2017年引起一场舆论风波。
“我不怕争议，因为我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如今已是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的刘文利，在她的办公室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这套读本，关于性教育，关于她自己，刘文利对记者侃侃而谈。
“选择做学校性教育，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记者：做性教育可以有多种选择，您为什么选择在打工子弟学校做性教育，并且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刘文利：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孩子被迫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还有一些孩子的父母克服很多困难把他们带到身边，成为城市流动儿童。我们要善待这些处于发展弱势地位的儿童，让他们接受到好的教育，为他们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将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先服务城市流动儿童，在打工子弟学校做性教育。
其实，选择在学校做性教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尽管有教育部的规定，但30年来，比起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的性教育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性教育依然没有通过学校这个正规教育途径传播。教科书中即便有这方面内容，很多老师依然像几十年前那样，让学生自己回家看，或者羞羞答答不好意思讲，有的老师甚至在教科书下发之前把那部分内容用订书机订上。
有很多机构在做家长性教育或校外青少年性教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但成本高，受益人数有限。虽然在学校做性教育很困难，但我坚持认为，学校性教育是投入最少、效益产出最大的。如果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现在的孩子在学校里就能接受性教育，他们直接成为性教育的受益者，而且等他们长大成为父母了，他们也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性教育，不需要等到已经成为父母了再花钱去接受性教育。这对于儿童个人发展，对家庭和谐，对社会文明进步，对国家教育投入都有巨大好处，所以，我坚持做学校性教育。
在项目设计的时候，我也了解到，很少有人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做性教育。我是学儿童发展的，基于我的专业认知，我认为儿童的性发展是伴随着一个人的出生就开始了，所以，性教育就应该从0岁开始，而不是进入青春期之后才开始。如果做学校性教育，就需要从一年级开始。
记者：您认为，小学阶段接受了性教育的孩子和没有接受性教育的孩子比起来，有显著区别吗？
刘文利：我们2007年开始在第一所实验学校的一年级做性教育实践，同时监测教育效果，也把接受性教育的学生和没有接受性教育的学生做对比研究，能够看到他们在性知识、对性和性教育的态度、健康行为等方面有比较显著的差异。
目前监测到的数据表明，性教育不仅让学生掌握了更多的性知识，而且对他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接受性教育的学生更知道怎么平等、公正地对待别人，和其他人友好相处，这对预防校园欺凌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们在开展性教育时，特别关注对人的态度，注重尊重、平等、公正、包容、多元、不歧视的价值观的传递。通过教育，学生能够懂得人不应该因为任何原因受到歧视，也没有理由歧视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非常宝贵、值得尊重的个体。
当然，通过研究监测6年小学性教育给孩子们带来的积极影响，还需要跟踪他们进入初中甚至成年以后的生活，这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所以，做性教育要耐得住寂寞，长期地坚持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不能太急功近利，因为影响一个人价值观的事情，不是今天做了明天就能测量出来的。
我坚信，长期的全面性教育一定会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并帮助学生塑造健康的大脑，性教育的影响也一定会在学生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上反映出来。我很期待能把脑科学的研究方法用到我们性教育效果监测中。
“会坚持认为正确的东西”
记者：这套读本在去年引发一些争议，您是怎么看的，当时有没有压力？
刘文利：压力肯定有呀！给孩子做性教育之所以特别困难，就是因为特别容易引起争议。我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我愿意面对这种挑战，愿意克服困难去做成这件事。
这次争议，有一种声音说，我们的读本是从外国照搬来的，在中国水土不服。我想说明一个事实，我们2007年开始做这项研究时，没有找到国外现成的材料可以来搬。坦率地讲，直到现在也没有这样的材料让我们搬，即使有也不会搬，因为性教育一定要和本土文化密切结合，而我们这套读本就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段历史发展的进程，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可、非常本土化的东西，在内容框架上参照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也把教育部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很多内容纳入其中。
还有一个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是读本二年级在讲“人的诞生”这个主题时出现的“爸爸妈妈相亲相爱”和“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两幅图，一些人觉得学生上课看了这样的图，对学生影响不好。据我们能够掌握的国际研究表明，让孩子了解生命诞生的真相，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孩子在二年级这个年龄段学习关于生命诞生的知识，不会发生一些人担心的事情，而是把这个作为客观的科学知识对待。在我们的课堂上，学生学习了这些知识，解决了“我从哪里来的”疑问，而且懂得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对生命充满敬畏。
也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在二年级给学生讲生命诞生的“真相”。我个人认为，这已经是能告诉孩子“真相”的最晚年龄了。女孩大约10岁，男孩大约12岁进入青春发育期。开始青春发育期就意味着孩子进入性活跃期。
我们必须在孩子进入性活跃期前，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其中的重要准备就是获取青春发育的各种知识，练习掌握各种生活技能，培养尊重、民主、自由、平等、包容、接纳、多元的价值观。而我们以往的性教育往往忽视或错过了青春期之前的这一段进行性教育的关键时期。
一个人进入性活跃期，意味着有可能发生性交行为，而且有可能怀孕，如果孩子们都不知道阴茎插入阴道射精之后会使女方怀孕，那么一旦发生意外怀孕，是孩子的错？还是大人的错？性活跃期前教给孩子这些知识，不会使孩子提早发生性交行为。倒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全面性教育可以推迟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
在我们的性教育中，三年级讲“青春期的身体变化”“青春期来了”；四年级讲“预防性传播感染”；五年级讲“预防艾滋病”“预防儿童性侵害”；六年级讲“预防青少年怀孕”。而生命诞生的真相是所有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知识的基础，如果前面一味回避关键的知识，后面的知识都讲不清楚。
调查数据表明，很多青少年第一次性交行为是在学校期间发生的。我们有那么多青少年怀孕，那么多青少年做人工流产，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回避这件事不把知识给到孩子，我们不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孩子受到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无动于衷吗？
做性教育特别容易被炒作，也容易出名。可我不想出名，我只想有安全、安静的环境来做这件事。所以，10年来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在做性教育，直到去年3月份，我们的《珍爱生命》读本在网上引起大规模社会讨论。我一直能够特别坦诚地、踏实地做这件事，因为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心里时刻装着孩子，我的心和他们是相通的，是他们一直在触摸着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是他们激励我创作出对他们健康成长有利的作品。
我不怕争议，但我怕干扰，怕干扰到这件事不能做了。所以，网上讨论的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个时候我们这套读本最后一册还没有出版。令人欣慰的是，最后一册读本在去年3月底还是出版了，我终于可以把12册完整的性教育读本呈现给孩子们了，那个时刻特别激动，不禁泪流满面。
网上讨论我们的读本后，我们非常关注各种意见、评论甚至质疑。在我们课题组微博评论区里收集到的数据表明，大多数人非常理解支持我们这套读本，92%的人都觉得特别好，支持儿童性教育，还有的给我们读本提修改意见，说明大家很关心这件事，真正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1.8%。
记者：如果下次修订读本，会做妥协吗？
刘文利：我会坚持认为正确的东西，但有时也会妥协，为了能让更多儿童受益。其实这套读本能出版，就是不断妥协的结果。比如书的题目，我原来就想叫“性教育”，但出版社编辑老师担心太敏感，那就改成“性健康教育”，但即使加上“健康”两字，也不能做主标题，最后的结果是用“珍爱生命”作为主标题，把“性”埋在副标题里。《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书名就这样诞生了。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在学校接受性教育”
记者：您能坚持下来做这件事，挺不容易的！
刘文利：在北京师范大学，我一直有自己主要的工作职责，性教育这件事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做的，所以，我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没有节假日。但是，我觉得，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要有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做这件事，我感觉自己和孩子们的心灵相通，从中收获很多幸福，内心的安宁、平静，和一种能让他人受益的满足感，这是一个特别美妙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意境，它让我变得更加纯粹，充满了快乐和幸福，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儿童性教育已经真正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也特别感恩一路上所有对我支持的人，包括团队的学生、合作者、聘请的专家、培训过的老师、遇到的家长和孩子们。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跟性教育结缘的？
刘文利：像很多孩子一样，我小时候也问过妈妈“我从哪里来”，妈妈说，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就真的会花很长时间去观察小区那个垃圾堆。我大学学的是生物专业，直到学习了“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胚胎发育学”等专业课才了解了关于生命诞生的知识。我就想，一个人在这么长的生命历程中，不知道关于生命诞生的知识，没有相关课程让学生学习，也没有老师教给学生，这是人生多大的缺憾呀！
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当生物老师，进一步认识到学生也会遇到成长上的一些挑战，遇到青春期发育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生物老师竟也很难帮助学生应对这份挑战。所以，我就报考北师大生物系研究生，并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期间，接触了我国性研究领域知名教授和性教育的倡导者，他们都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参与的全国性文明调查写入了《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中国性教育历史的书写者。
后来，我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攻读学位，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关于儿童性教育的，并在当地华人社区为儿童和妇女做性与生殖健康的项目，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华人服务。毕业后成为加州洪堡州立大学儿童发展系助理教授，教授儿童发展课程。
虽然人在美国，但心里一直想回国做性教育，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当我和我的导师讨论我回国的想法时，她特别鼓励我，期待我回国后在自己想从事的研究领域里取得成果。这样的讨论，让我逐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觉得，儿童性教育是跟本土文化高度相关的研究领域，回到本土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更能够服务于想服务的群体。
记者：未来在性教育领域您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刘文利：首先，希望到202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国家目标能够真正实现；其次，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幼儿园性教育研究，做了9个幼儿性教育绘本、81个性教育活动并开展了3轮教学实验，希望今年正式出版这套材料，把性教育课程建设向前推进到学前教育；另外，从2015年我们开始做初中36课时的性教育课程研究，也希望2～3年内能够出版初中性教育课程材料；还有，从2017年我们开始做特殊儿童性教育课程研究，特别希望未来几年能开发出一套适用于特殊儿童的性教育材料；更长远一点，我们还要研发高中性教育课程，希望用10年时间把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性教育课程都开发出来，并研制全面性教育效果监测工具，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采用循证方式的全面性教育案例，为全世界性教育做出中国的贡献。
我最终的目标是让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接受性教育，一个都不能少。接受性教育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谁都不能剥夺。
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会用我全部的生命去追逐这个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