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人如何看待性别问题是一个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本文对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青年人进行了调研，发现当代社会的性别问题集中体现于女性的生育权、女性的就业权、女性婚姻自由权和参政权等方面。性别不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人对于性别问题的感知和探讨及跨国、跨文化经验的分享与借鉴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 肖巍 李蕊
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人如何看待性别问题是一个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借2017年7月清华大学举办第二届“感知中国·清华印象”国际暑期学校之机，我们针对参与这一项目“女性与发展” 课程的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名国际生开展调研，请他们谈谈自己眼中的性别问题。尽管这是一项“感知性”调研，但足以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女性生育权
不同文化对于女性生育权的尊重和保护不仅折射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体现出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性别平等实现的程度。调研中，不同国家青年提出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流产、生育安全、产假以及女性抚育负担等具体问题。
来自意大利的加布里尔·马里尼亚说，虽然意大利政府1981年便颁布法律规定女性具有合法流产的权利，但是她们却很难找到公立医院实施流产术。波兰女孩卡塔日娜·拉祖克和玛格丽塔·扎其贾也介绍说：从1950年开始，政府实施有条件流产政策。流产通常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些医生可能基于道德考虑不愿意实施这种手术。来自捷克的帕维娜·穆勒罗娃谈道，在捷克，母亲通常会有37周的产假，这期间只能得到70%的工资收入。女性通常会休息三年以上。她们往往很难再胜任自己原来的工作。女性不但为新生命的孕育付出辛苦，在一些地区，女性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琼·科尔德罗谈到在菲律宾，怀孕和生产仍是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天都有10位女性由于生育而死亡，她们中有1/4死于与怀孕相关的疾病。
流产问题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政治、公共政策、法律、道德、宗教和医学等领域。在中国，女性生育安全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根据相关数据，2016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9/10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7.5‰和10.2‰。中国控制孕产妇死亡率已经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障女性生育权和生育安全作出了表率。
女性就业权
女性的就业权利问题一直都是衡量一个社会女性发展程度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来自不同文化的同学从职场的发展与角色、性别收入差距、全球化时代女性海外劳动力市场等方面讨论了女性就业权问题。
奥地利的安娜·迈尔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在高等教育阶段，本科生女性占比61℅；研究生女性占比51℅；博士生女性占比44℅；而最终成为教授的只有22℅，这让人们不得不思考那些流失的女性人才的去向问题。德国的玛丽·希娜也提出一个疑惑，即在德国职场上，每10名男性中就有1人担任管理工作，但每25名女性中只有1人担任管理工作，即使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教育程度，也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成为管理者。
女性也是就业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一旦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她们会最先受到冲击。捷克的帕维娜看到，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女性失业问题严重。加纳的娜娜·汉森也谈道，通常照料孩子和家庭是女性的任务，政府并不保证产假，因此女性或者同时承担工作和家庭角色，或者被迫离职。韩国的高智慧联系女性整容分析韩国在就业权利方面的不平等，认为整容在女性中普遍流行，这不仅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创伤，同时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女性工作的评价。
性别收入差距也是同学们集中讨论的问题。薇薇·瑞希谈到芬兰的男女收入状况总体优良，但在高等教育领导层面，男女收入比为1:0.8。多米尼克也指出，荷兰女公务员的收入低于男性10℅，其他领域中，女性收入低于男性20℅。意大利的加布里尔·马里尼亚看到，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依然有30℅~35℅的女性是家庭主妇；在职场上，女性收入也低于男性10℅。安娜也观察到，在奥地利，2016年47℅的女性人口中有一半选择兼职，即使工作也更多选择美容、烹饪行业等，而男性更多选择工程和技术。德国的安东尼亚·巴塞尔也谈及，德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为男性高出女性21.6℅。
面对性别收入差距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也试图从法律和政策角度解决问题，例如考布·帕尔斯多蒂提到，冰岛议会有一项法案要求公立和私立企业证明他们为员工提供平等薪酬。而根据安东尼亚·巴塞尔提供的信息，德国政府要求人员超过500的公司在法律上有责任保障男女同工同酬，女性有权利查看处于同等职位男同事的收入，并向雇主要求平等收入。女性在就业权方面，世界各国，无论经济发展状况如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平等现象。一些国家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努力，但由于各种文化传统和发展程度不同，女性在职场发展方面的权利还远非得到实现。参与研讨的海内外同学所表达的观点为认识当代女性的职业和生活困境，男女不平等局面提供了生动和鲜活的资讯。
女性婚姻自由权与参政权
婚姻自由涉及女性的情感和自我的归属，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女性的婚姻自由权与参政问题等也颇受同学们的关注。
阿纳斯塔西奥斯·斯蒂夫谈到，希腊在20世纪80年代才颁布新的法律，规定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婚姻自由权。特尼欧拉·巴达摩西指出，在尼日利亚，女性的生活重心是丈夫、子女和家庭。安吉拉则谈及肯尼亚仍在实行女性割礼，女性在婚后的自由度降低，无法充分实现和追求自己的想法。在一些受宗教影响深远的国家，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更是异常艰难。亚登·达根介绍，在以色列，女性可以首先提出离婚申请，但必须最终取得丈夫的同意。女性常常成为家暴的受害者，里姆·拉兹基说：在突尼斯，在18岁~64岁的女性中有47℅曾遭受过家暴。性侵现象也比较严重，女性依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私人财产。兹基·哈基姆指出，在印尼性侵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被侵犯的女性却常常成为被责备的对象。哥伦比亚女孩莎拉·露西娅也谈到，哥伦比亚大男子主义十分盛行，有37℅的已婚女性都遭受过丈夫的暴力，然而由于宗教传统，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也不能申请离婚，只能与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如果她们反抗或者不忍受，便会受到更大的社会歧视。
在选举权问题上，女性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加纳的娜娜观察到，加纳女性在议会中占有较少席位，虽然有专门服务于女性、儿童和社会事务的部门，但这些更多地象征着一种性别意识，而没有任何实践行动。阿纳斯塔西奥斯认为，在希腊的政治领域中，女性参与度尚待提高，即便2015年有过历史上首位女内阁总理瓦西莉基·塔努，也是一位被指定的，而非选举出来的，仅仅当选一个月，只是为了下一任政府选举充当过渡人物的“看守内阁总理”。
面对上述局面，一些国家和政府也相应地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增进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平等权利。英国的杰西卡·奎格利谈到，英国设有“政府平等办公室”，负责制定女性平等法律和实施策略。同时，英国政府也设有女性与平等部长，平等部部长和女性部部长。考布也提到，在冰岛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比例几乎达到45℅，2008年冰岛出台一项规定，即所有管理层的男女比例不得超出60：40。
上述同学所讨论的女性在婚姻自由、家暴和参政权利等方面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女性参政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冰岛和英国等国家的努力非常值得各国借鉴。最为关键的是，参与研究的青年人对于这些性别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表现出敏锐的意识以及参与改变的决心。
(肖巍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李蕊为清华大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