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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人”一样，“男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构建出来的，数量庞大的男性农民工构建其男性身份的过程对当代中国的性别图景具有重要影响。《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该书作者以打工者的身份在车间里工作了五个月，以丰富的田野调查为男性农民工的男性身份构建提供了细致的描述，揭示了时代变迁背景之下，男性农民工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丰富了“男性研究”成果。
■ 王向贤
和“女人”一样，“男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构建出来的。占中国人口巨大比例的男性农民工如何构建自己的男性身份，方向和效果如何，对当代中国性别图景乃至整个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关于农民工被延宕的阶层转化、女性农民工痛楚的身体和坚韧的抗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产业链剥削，潘毅、金一虹、沈原等众学者已做出深刻分析，但在男性农民工的男性身份如何生成方面，一直缺乏深入研究，杜平的新作《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时代变迁背景下男农民工的男性身份构建
性别身份的分配固然源自第一性征，但是否能达到社会要求的性别身份，需要后天的努力，只有履行了性别职责，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根据《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一书，农村男性的职责主要包括两部分：赚钱养家和娶妻生子。由于房子是农村男性赚钱养家能力的最可见证据及娶妻生子的前提资格，所以建造房屋成为履行男性职责和获致男性身份的关键环节。杜平访谈的部分男性进城务工的直接原因就是赚钱盖房。但在经济文化的新形势面前，盖房不再是农村男性不可动摇的身份核心。首先，男性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劳动力等级中的低下位置和相应的低收入，难以保证他们赚到足够的盖房钱。其次，婚姻挤压——过去30年间因男孩偏好导致3000万男性被挤压出婚姻，在城乡等级中居于下方的农村男性成为主要承受者，特别是贫困残疾距离标准男性较远的边缘男性。对于这部分男性而言，即使竭尽举家之力盖好新房，也不能保证得到娶妻生子这一父系社会中合格男人必须具有的社会装备，从而沉淀在男性等级的底层，成为主流男性之外的畸零人。相应地，杜平发现，有进城务工男性开始将赚钱盖房和娶妻分离，自豪地宣布自己外出打工虽没赚到钱，但带回了媳妇。在短暂地携妻回乡炫耀后，他们很快回到城市的出租屋。攒钱供孩子上学，而非攒钱在老家盖房，成为进城务工男性的新父职。对于年轻的“90后”或第二代男性农民工，因眷恋城市生活和无法回到农村，更不会将在农村盖房当作实现男性身份的关键。
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在男权和资本这个双头兽的支持下，整体而言，男性农民工依然享受着优于女性的经济机会和地位。第一，无酬的家务工作在乡村和城市基本都以女性为主，并遮蔽和否定着女性无酬工作的价值。不过，现代工业的雇佣劳动为女性提供了部分的经济独立能力，底层车间中盛行的倒班制度使少量男性不得不开始承担家务工作。第二，现代工厂中的行业职业隔离、职业晋升、技术分配、工资福利、人际交往等依然强化着男性“主要赚钱养家者”的地位。杜平发现，当极个别的女性被从普工提拔为组长后，不得不面对男性普工的性别挑战。第三，尽管男性整体得到高于女性的工资收入，但他们也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的最大破坏者。部分男性因沉迷于打牌赌博或购买六合彩等，挥霍着自己和妻子的收入。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合法化显示出强烈的男权特色：男人赚钱养家很辛苦，需要娱乐来放松；打工是赚不到大钱的，赌博提供了冒险“博”暴富的可能。男权资本通过默许他们在车间里公然开彩票，支持着底层工薪男性构建男性身份的努力。第四，经济地位的性别优势和求偶中的传统性别角色——男性主动追求和女性被追求，使农村中用新房招徕新娘的传统被城市打工生活中男性同辈群体经常请姑娘们吃饭、K歌等方式取代。在快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有男性借此诱使女性与自己发生非婚性关系。
尽管在进城务工人群中，性别构建着等级和不公，但因资源在城乡间的不平等分配，进城务工人员整体上都处于劳动力等级的下方。在收容遣送等制度实施时，城乡不公近乎赤裸。近些年则通过教育程度、职业分层来柔化和合法化。杜平笔下记录了好几位有雄心有能力的男性进城务工人员希望通过跳槽来实现职业上升，不断尝试新企业，或通过负气出走和赧然返回，反复进出于同一家企业，但因缺乏文凭而壮志难酬。后来只能以挑战车间小头目、建立非正式团体、用灰色手段获得些许物质利益等方式来进行弱者的反抗和男性身份的自我确认。
以新鲜具体学术问题和精专解释丰富男性研究
男性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欧美社会后，研究者们不断辨析男性特性，总结研究原则，并在以下四方面形成共识：第一，男性身份并非天生，而是社会构建，从而显示出地方性；第二，男性身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而是需要不断地经营；第三，男性身份是分阶层的，既有领导型男性身份，也有从属型男性身份，并据此在男性内部划分等级；第四，男性身份与阶级、种族等多重维度交织，共同构建出每个男人的立体生活环境。通读该书，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四条原则贯彻始终且分析细致。但这四条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似乎也局限了该著作的理论提升空间，使读者在阅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和理论时，有新意不酣畅的感觉。
与相近主题的研究相比，男性研究者们不妨考虑以下两个事宜。第一，提出新鲜且有理论深度可挖掘的明确议题。在这方面，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著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非常有启发，该作者不但聚焦于一个新鲜且具体的问题，而且设计了包括阶级、教育、性别等多元维度的理论框架。与易于流于平平的描述相比，明确的、新鲜的研究问题能促使研究做到精且专；第二，杜平为撰写该著作，以打工者的身份在车间里工作了五个月。与多以有限访谈来进行的社会学质性研究相比，其所花费的心血令人赞叹，但与人类学通常为期几年的与研究合作伙伴同吃同住的方法相比，五个月的时间仍然有限。或许在具体研究问题不明朗时，需要花费数年的沉浸、扎根式的参与研究，会更有可能提炼出好的学术问题和相应的精专解释。
男性研究在欧美时间不长，但成果已是汗牛充栋。相比之下，国内的男性研究刚刚起步，该书为理解数以亿计男性农民工的男性身份构建提供了细致的基础描述，相信年轻的杜平博士会在她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不断生产出令人惊喜的男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