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
詹妮弗·杜德纳
■ 野马
月初，两位女科学家因基因编辑技术获得竞争非常激烈的日本奖而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她们分别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詹妮弗·杜德纳和德国马普感染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
在此之前，杜德纳与卡彭蒂耶已多次获得国际科技大奖。可以说，从2014年开始，她们拿奖已经拿到手发软的地步。
据悉，二人破译了细菌免疫系统CRISPR-Cas的分子细节，创建了革命性的基因工程技术CRISPR-Cas9，这种基因组编辑工具远比以往的技术经济高效，以至于甫一亮相，便以惊人的速度在生命科学领域使用，现在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物燃料、药物开发和医学等领域，还将可能在精确的位置纠正人类基因组中的突变，治疗遗传性疾病。
因为在基因编辑方面所做出的突破性杰出贡献，两位从事基础研究的女科学家近年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卡彭蒂耶：“即便是在沙漠里，也能建起实验室”
喜欢异想天开的她，既敏锐又固执
据国外媒体报道，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到2016年年底，获得了十个科技类大奖，并已在赫赫有名的柏林马普研究所走马上任的卡彭蒂耶，其之前20年的科研生涯，竟是辗转于5个不同国家的9所机构完成的，她总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在学术的阶梯上越攀越高。
她这种流动的生活，丝毫没有妨碍她的科研进度。她甚至说自己很多灵感是在打包东西的时候闪现的。
卡彭蒂耶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小城镇长大，她一直有个梦想，为推进医学做一些贡献。她父母也支持她的梦想，但并没有特意引导她在任何领域的兴趣。她学过钢琴和芭蕾，最后出于对医学的热爱，投身到了生命科学研究中，成了一个微生物学家，她的研究和实验都和各种细菌密切相连。
从在巴黎念大学，到去美国做博士后，再往维也纳建立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在瑞典一间实验室谋求更多的发展，最后落户德国著名的研究所，她都以研究为重，以推进实验为第一要旨。
难怪她在巴黎的博士导师认为非常聪明的她“哪怕是在沙漠里，都能建立实验室”。
卡彭蒂耶的博士后导师一直记得她，原因很简单，这是他第一个不需要详细指导的博士后。“她自己有思路，做研究非常谨慎，注重细节，执行力强。”
了解卡彭蒂耶的同事们则这样形容她：谦虚、努力、充满激情。
“她个头很小，但意志非常坚定，也非常固执。”
“她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咬住不放，锲而不舍。”
做博士后的卡彭蒂耶很快发现，操控小鼠的基因比操控细菌的基因难很多。在这个时候，她已经强烈希望能研发出快捷易用的基因编辑工具。
在维也纳，卡彭蒂耶第一次开始关注CRISPR——这种抗病毒机制。在21世纪初，这是一个冷僻领域，只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
随着研究的深入，卡彭蒂耶发现CRISPR系统非常简单，她由此意识到，CRISPR将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在破解CRISPR的具体机制的道路上，卡彭蒂耶又大胆猜测，将研究推进一步，这使她几乎一夜成名。
2010年10月，作为无名小卒，她第一次参加了CRISPR学术会议，她之前的成果被认为是当时会议的“最大亮点”。对于能跻身范围极小的CRISPR学术圈，卡彭蒂耶并不在意，她真正在意的，是下一步研究，下一步实验，她要研究CRISPR-Cas9系统如何切割DNA。
2011年，在美国微生物学会会议上，卡彭蒂耶遇到了詹妮弗·杜德纳。她们开始了合作，并且很快就发现了CRISPR-Cas9切割DNA的机制。随着机制的阐明，研究者们发现这一系统可用于精准的基因编辑，这一技术也很快得到普及。
2013年，她与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基因治疗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该公司现已成为世界上资金最丰富的临床前生物技术公司。
虽然在研究上已硕果累累，但卡彭蒂耶仍执迷于科学。她的最新成果——一个比CRISPR-Cas9更简单、更易于使用的系统已经完成。
但卡彭蒂耶并不热衷于绕着CRISPR转，这只是她实验室的若干研究主题之一。其他主题包括：病原体与宿主的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的机制，调节细菌染色体行为的分子机制等。
尽管她推进医学、改善基因编辑工具的目标已经完成，但她的抱负和野心却并未消减。
“我一直没有变，我也不会变。我的科学家梦想让我站到了这里，我也会一直怀着这个梦想。”
杜德纳：女科学家相比于男性有独特的优势
呼吁科学家负责任地使用新技术
杜德纳成长于一个鲜有游客的夏威夷小镇，父母是夏威夷大学的文史教师。她从小喜欢科学，沉迷于热带雨林。高中时听一位女科学家讲述正常细胞怎样转变成癌细胞的讲座后，立志要做一个像这位女科学家一样伟大的人。大学毕业后，杜德纳开始研究RNA模型及其对细胞的不同作用，成为一个结构生物学家。
她的博士后导师，一位诺奖得主对她的评价是：“从研究生开始，杜德纳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科学研究者，她总是研究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她迟早会有重大的发现。”
作为CRISPR-Cas9的发明人之一，杜德纳的贡献极具开创性。
而她自己，则对采访她的媒体记者说：“以前有一个人对我建议说女孩不要去做科研，做不好的，但是他不了解我，我是那种你越是认为我做不好，我就越是要做的人。最基本的好奇心驱使我坚持了几十年的基础研究，我想了解万物为何存在、为何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基础问题。”
虽然她需要很费劲也很努力地解释自己从事的工作，但是，杜德纳认为，这也是学着了解别人想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不同文化思想的碰撞。她觉得女性科学家相比于男性也有独特的优势，比如女性更加注重与人的沟通。
除了具备科学家的专研和沟通能力，杜德纳更有科学家应有的一份责任心。
当人们在为CRISPR-Cas9技术发明背后巨大的科学和商业价值激动不已的同时，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引发的深层次伦理和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
包括杜德纳在内的一些科学家担心这项技术被不正当地使用，或是被用过了头。
比如当基因编辑变得如此简单之后，人们完全可以任意编辑人体胚胎和生殖细胞，制造出“转基因订制婴儿”，也就是说未来人们可以根据设计来创造出一部分“精英人群”，他们在智力水平、长相和特质方面都优于普通人种，并且能代代相传，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影响人类进化，这引起社会伦理学家的强烈抗议。
科学家表示，用一个正常的基因去替换一个异常的基因看似完全无害，但可能并非如此。CRISPR-Cas9技术虽然高效，但偶尔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误切到基因组。临床中到底可以容忍多少错位编辑而不发生问题和危险，杜德纳希望对这一问题在人类基因被编辑前彻底探明。
近几年来，杜德纳一直在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以确保社会伦理的红线不被跨越，她表示：“对于有可能影响人类进化的技术，我们要格外小心，因为它的后果是深远不可逆的。”
她还希望公众参与进来，“而不是觉得自己是置身科学技术之外的。”
为此，杜德纳组织过很多业内顶尖生物学家的论坛，呼吁学界肩负起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责任。在2015年1月加州的一次会议上，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全球性的领导机构达成共识，限制以制造转基因婴儿为目的的实验，但允许遗传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
杜德纳认为，科学的进步不应该因为担心伦理问题而停滞不前，相反，基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科学家解释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未来她还将组织更多针对学者、政府、企业和大学的论坛和会议，让更多机构和公众参与进来，并希望能够为使用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建立起新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