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驰
坐进电影院的座椅前，刚看过德国一位专栏作家、律师的一篇极烧脑的文章，说的是如果一架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后，冲向德国政府所在的亚历山大广场，准备撞击政府大楼。此时，要不要击落这架还在飞行的飞机？
烧脑之处在于，你要击落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手中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飞机，但机上的乘客是无辜的，为什么要让他们成为殉葬品？没人有权决定如此处置这些人的生命。
主张击落者的理据是，如果飞机撞向大楼，将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杀伤。既然恐怖分子已经决意撞楼，飞机上的乘客反正难逃一死，因此主动击落飞机没错，还能牺牲小我保存大我。
但这位德国专栏作家和律师反对击落飞机，理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他人无权处置。然而，他的观点或许反映的只是知识分子的纠结。事到临头时，击落飞机的选择恐怕会毫无悬念地占据上风。
英国电影《天空之眼》讲述的故事，与这位德国专栏作家笔下是否击落飞机的问题极其相似，烧脑程度如出一辙。
英国军方情报机构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侦查到恐怖主义组织的行踪，为首的正是英国反恐机构一直抓捕的一非裔英国女子。当英美联手准备一举歼灭这伙恐怖分子时，却发现恐怖分子密谋的场所是平民的一个宅院，而在院子外面，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那里卖面包。随着情节的展开，英美双方获知，恐怖分子马上就要从此院出发，向一个商场发动自杀式袭击，预计会造成80人死亡。
为了阻止这场袭击，炸死即将作恶的恐怖分子，牺牲掉一个女孩，不是很值得吗？难道不是迫不得已的处境下最好的选择吗？答案似乎是明摆着的。
然而，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却让影片中的各方为之剧烈烧脑。英方的一线指挥官是位女性上校，她力主尽快动手，利用美军的先进武器实施轰炸，但她的决心却面临军法的制约，军法对军事行动对平民的伤害有严格的问责规定。在英方的最高行动指挥中心，对于是否批准上校的行动请求，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该指挥中心由军方高层、检察官、国务大臣、司法部等高官组成。其中，有人从政治利益出发，尽可能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别人，拒绝做决定；有人则知识分子气地认为，不应该由这几个千里之外坐在办公室的人决定别人的生命。
与英方参与者的矛盾、纠结形成对照的是，影片对美国高层政治人物给予了漫画式的揶揄。当美国国务卿被讯问是否批准对包括一个美国人在内的恐怖分子实施打击时，正在中国访问的这位大人物非常痛快、近乎不加思索地批准了行动请求。他说：任何人，只要参加了恐怖组织，他就是美国的敌人。说罢，又转身兴致勃勃地打乒乓球去了，他没有丝毫迟疑，没有任何纠结。
与高层的各怀心事不同，参与行动的普通人，则表现出对女孩生命的格外在意，他们想方设法延迟行动，同时设法调开女孩。在恐怖分子所在院子外面实施监视的肯尼亚线人，在自己身份暴露、面临生命危险的关头，仍不忘拿出身上的钱交给一个小男孩，让他去女孩那里把面包全数买下，以便让女孩离开。美军飞机驾驶员则拒绝在没有对女孩生命风险进行评估前按下按钮发射炸弹。与这些普通人相比，英方女上校显得相当冷血，她为了让行动获得上级的批准，不惜让手下在评估轰炸行动对女孩生命的风险时在数据上造假。
影片的结局令人唏嘘。美军从猛禽战机中发射的炸弹精准地命中目标，也为女孩的花样年华画上了句号。为了表达对美好生命的痛惜，影片中两次出现小女孩在自家院子里晃呼啦圈的华彩镜头。镜头中，女孩身形娇小，笑容灿烂，晃呼啦圈，是她贫瘠的成长环境中最让她开心的事。
影片似乎无意对上校做严厉的道德谴责，其实，即使明确知道女孩没有任何幸存的机会，现实世界中，在牺牲一个女孩而能拯救80个生命这道选择题面前，相信最终也不会有阻挡另一方选择按下按钮的力量。
或许应该反思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遭遇被绑架的命运？让人类不得不面临这种选择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