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脱贫攻坚”是今年两会的一个热词。其实，消除贫困也是一个世界性话题，还一直是女性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发展和增长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产生减贫和脱贫的结果，而追求社会公正，不断地通过社会体制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由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消除贫困”的责任，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今年两会上有一个热词：“脱贫攻坚”。“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目前我国仍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因贫施策，合理安排公共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齐心协力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便自然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消除贫困也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世界银行《2000年-2001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也意味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贫困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和《贫困报告》也指出，人类贫困指的是缺少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然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消除贫困，由谁来承担这一责任都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和伦理难题。我国政府表现出的这种勇于承担责任，各级政府立下军令状来减贫和扶贫，乃至消除贫困的决心和行为不仅为各国政府树立起榜样，也堪称一个世界性的壮举。
贫困一直是女性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
贫困问题还一直是女性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当代著名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艾里斯·M·杨的遗作《公正的责任》便集中讨论“贫困的责任”问题。杨敏感地意识到，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机构、媒体和公众在贫困问题的认识方面发生了变化——战争年代，贫困被认为是国家的耻辱，因为是战争导致人们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所以国家要负起解决贫困问题的全部责任。然而，近几十年来，人们的观念却发生变化，不再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相反却理解为是个人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美国学者便提出一种很快得到认同的观点，即穷人之所以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自身偏离社会特点和自暴自弃的行为，国家福利政策的宗旨也一直是为贫困者提供无偿的援助，导致穷人放弃自我改变现状的责任，所以国家应当削减福利，让这些贫困人口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杨也注意到，无独有偶，一些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福利政策的认识上也发生过同样的转变。
而在《公正的责任》一书中，杨则试图分析福利政策背景下的个人责任问题，她从美国华盛顿智囊团著名公共政策分析师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劳伦斯·米德（Lawrence Mead）的观点入手进行分析。这两位学者根据大量的经验分析强调，社会政策应当集中探讨求助者的行为和特点，并用政策减少不被社会期待的行为。
默里强调，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福利政策导致了家庭的解体和单身母亲的增多。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不仅没能帮助贫困者脱贫和摆脱依赖，反而削弱了他们自我奋斗的伦理价值观。如果要想让公共政策发挥作用，就必须让贫困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默里还强调规范的价值，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好公民能够自给自足，而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寻求帮助和支持。社会应当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一旦得到平等机会，社会就自然变得公正了，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道德共识发生变化，人们注意到即便大家都有了平等机会，社会上还会有贫困者，20世纪70年代里一些黑人攀上更高的阶梯，但是另一些却没有。
米德对默里的上述看法表示赞同，并强调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主义新政意识到社会的经济困难，发现工人阶级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也不具有竞争能力，所以新政的宗旨在于改变经济规则以便工人有机会生存，而公民权利的改革也使少数族裔具有同样的机会。到了20世纪60和70年代，政策已经不局限于仅仅为劣势社会地位者提供经济机会，而是试图改变这些人的实际状况，直接以现金收入和补贴的形式提供各种好处和服务。这些方案的核心问题是并不要求回报，这就产生一种依赖文化，使得受益者不必遵循社会中约束其他人的准则。这种误导性政策使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接受了一种关于贫困的社会学视角，要求政府对贫困人口负起责任，因为贫困来自他们不利的社会地位，从而忽视了贫困人口自身的问题。
尽管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杨认为他们的社会理论、规范主张、以及假设值得推敲。杨看到，米德和默里在批评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政策时，实际上有三个假设：个人责任与社会结构原因是二元对立的和相互排斥的；贫困者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特点和行为脱贫，社会背景并未把不公正叠加给穷人；政策制定者只需要关心穷人如何自身负起责任，其他人可以卸掉相关的责任。
脱贫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
显然，杨并不赞同这些假设，她想追问“在不公正的社会里，个体应当如何思考自己的责任”这一问题。对于第一个假设，杨认为必须意识到社会结构在制造不公正方面的重要角色。不应当把个人责任和社会结构原因对立起来。针对第二个假设，杨看到美国当代的社会背景使穷人很难得到境遇的改善，而追求社会公正和消除贫富差距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由之路。对于第三个假设，杨指出把责任都说成是穷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把社会和其他人的问题和责任都转嫁给贫困人口，这种抽象的个人责任话语不仅无助于贫困问题的解决，也会加剧社会不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和其他国家福利改革的关键词是“个人责任”。1995年9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曾表示：真正的福利制度应当反思美国人的共同价值观——工作、个人责任和家庭。然而在杨看来，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脱离社会结构来评价贫困人口的境遇和伦理责任。这种一边倒的福利政策导向没有看到许多贫困问题是历史和社会原因导致的，例如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分配不公正等，所以摆脱贫困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
杨的这些讨论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贫困看似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政治和伦理价值观问题，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决定对于贫困原因的不同认知，以及对摆脱贫困路径的不同设计；发展和增长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产生减贫和脱贫的结果，而追求社会公正，不断地通过社会体制和政策缩小历史和发展中形成的贫富差距，由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消除贫困”的责任，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