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悲愤故事的背后，都站着遍体鳞伤的受害者，维权的过程越曲折多舛，公权力的冷漠往往越令人齿寒。
制度需要完善，但再完备的制度设计也要靠人来执行，掌握公权力的执法部门只有为民尽责的义务，没有疏忽的理由。
□ 佟吉清
头戴帽子，墨镜遮面，有自己的线人，家门口还安装了摄像头……这些警匪片里才有的桥段，集中在李桂英的身上。这个不寻常的农妇，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创痛，做到了警察都做不到的事情——抓凶。5个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激起一片掌声，却仍有疑问待解：究竟是谁把她逼成女版福尔摩斯？不作为的执法人员该担负怎样的责任？
这是一起充满血腥的暴力事件，但案情并不复杂，无须动用特别的侦破手段，真相便昭然若揭。时光回到1998年的元月，河南项城的李桂英夫妇遭5人殴打，李桂英丈夫被殴打致死，5名嫌疑人却销声匿迹。悲剧就这样降临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农妇身上，突如其来就更显沉重。作为受害人同时也是受害人的家属，李桂英没有看到电影里的镜头——警车呼啸着将凶手带走。相反，她得到了当地公安局“人跑了，如大海捞针，你有线索吗？你有线索我们就去抓”的答复。这足以成为压垮弱者的最后一棵稻草，李桂英却没有哭哭啼啼就此放弃，为了替丈夫申冤，她踏上追凶之路，用了整整17年的时间，辗转十余个省份，终于让4名在逃人员归案。
每一个悲愤故事的背后，都站着遍体鳞伤的受害者，维权的过程越曲折多舛，公权力的冷漠往往越令人齿寒。严重的刑事案件，倒下的不止是受害者，同时也威胁着公共安全，国家公权力必须尽快出手，解决纠纷。在这当中，公安机关担负搜集线索，追查嫌疑人并将其归案的职责。尽管从社会治理手段的演进来看，私力救济是一种相对落后的冲突解决方式，但在公力救济乏力不彰的情况下，像李桂英这样执拗地抗争，用一己之力追求正义，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所谓“大独必群，群由独成”，法治社会的建成，有赖于每一个人在捍卫自身权利时的自觉和勇气。
17年的奔波，树叶发绿又枯落，全家福上那个神态平和、面色红润的中年妇女，成了身材发福、年近六旬的“奶奶”。李桂英眉宇间刀刻般的皱纹写满焦虑、愤怒、忧愁。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和他人发生丝丝缕缕的联系。执法部门的冷脸不改变，谁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李桂英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家里条件也不错，如果换了别人遭逢如此厄运，结果或是不了了之，或许会以暴易暴。正如李桂英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锥心之问：就算是疏忽，就可以被原谅了吗？我的丈夫是由我来追凶，假如被害的人是一个孤儿，怎么办？
对警方而言，追捕凶犯有那么难吗？一个农妇做到了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却在第一时间看到对方的诸多推诿——“一些负责办案的老警察不在了”“以前办案技术不行”“经费和警力不够”，各种辩解在一个农妇面前，苍白无力得不堪一驳。经费再紧张，会比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捉襟见肘？技术再落后，会比手无寸铁的农妇还无助？警力再不足，会比孤身一人更势单力薄？如果说基层公安部门工作量大，不可能李桂英说一个线索，警方就去抓人，可为什么此事被媒体曝光之后，案件很快就有了实质进展，只用了17天的时间，就将最后一名嫌犯抓获。农妇的17年，警方的17天，这种速度对比，让我想到一句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制度需要完善，但再完备的制度设计也要靠人来执行，掌握公权力的执法部门只有为民尽责的义务，没有疏忽的理由。凶手全部落网，我们和李桂英一样，脑子里仍有很多疑问：这么多年来谁为5个嫌犯提供了逃跑便利？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在逃亡期间回到原地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证，公安部门为何没有发现？另外一名嫌疑人在网上追逃系统中查不到其身份信息，是谁的责任？只有这些问号全部打开，事情才算真的了结。
据悉，项城市公安局已成立由纪委书记牵头的倒查组，严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办案人员责任，一经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17年？李桂英这17年都没和家人一起过春节，真心希望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和司法审判，能让她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不再去法院了，不再去追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