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表面看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实际上是在回答后人，根该向何处扎，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重新定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与期待。《山海情》的温度便体现在对这个艰难过程的关怀。
■ 范语晨
刚刚完结不久的《山海情》无疑是2021开年来热度最高的国剧之一，开播不久就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好评，而全无流量明星参与的主旋律剧也赢得年轻观众的如此共情。
《山海情》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响应国家扶贫政策，从深山搬迁至戈壁滩，在福建省的对口帮扶下，建立新家园的故事。这部剧受欢迎的原因很多：叙事紧凑，不蔓不枝，23集涵盖了易地搬迁、东西帮扶、教育扶贫、劳动力输出扶贫等几乎所有扶贫形式；刻画真实，没有把脱贫图解为“神笔马良”式的奇迹；演技过关，演员“像从土里长出来”，一头扎在鲜活的角色生命里。
而在我看来，《山海情》最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土”，也不单在于“真”，而在于它的思考纵深与人本关怀。《山海情》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追问扶贫中种种矛盾的复杂性，启发着观众对于国家政策与基层工作、理想主义与人性本能、乡土中国与现代文明等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山海情》从1991年“吊庄移民”开篇，一开场就是画面感极强的矛盾冲突：干沟乡涌泉村的七户人家，移民到玉泉营后，看到艰苦的环境又反悔，跑回了家乡。为了不让这七个逃跑户动摇其他移民，扶贫办主任张树成和刚参加工作的马德福到村里劝说这七户人。劝返工作困难重重，七户人油盐不进。
涌泉村的“吊庄”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扶贫计划。1982年，我国决定实施“三西”（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河西走廊）扶贫开发计划，针对环境过于恶劣的地区实施整体搬迁。西海固地处黄土高原，用剧中角色李水花的话说，这里连仅有的水都是苦的。
故乡苦瘠至此，村民为什么还抗拒吊庄？他们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却又无比真实：未建设的玉泉营是一片戈壁，当时的生存条件依然恶劣——“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
戈壁滩当时的状况看起来与“好日子”一词八杆子打不着，一切都需要移民们从零开始建设。
不理解、不接受的阻力如何经年累月，变成村民脱贫的内在动力，恰是《山海情》的着力点。劝返逃跑户，靠的是支书马喊水和老支书的带头移民；种植双孢菇，则源于先行者马得宝的盈利；而随着扶贫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有脱贫自觉和判断力的村民越来越多，他们不再被动跟风、等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而是尝试主动去解答“未来什么时候来”，自己动手去创造“眼见为实”。
《山海情》的片名，即是指在东西对口帮扶政策下，宁夏西海固（山）与福建（海）结下的情谊。因此，空间的交汇挪移，是这部剧的主干叙事框架。其实，山与海的遭遇本质上是乡土社会与现代思维的碰撞，剧本并未把故事仅仅停留在“海”帮扶“山”的表层，而是将这场遭遇中的有趣冲突呈现出来，从空间迁徙指向文化裂变。
福建来的挂职县长陈金山来到西海固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震惊。他坐火车时遇到扒手，乡镇派出所将几个扒手警告一番便放人了，陈金山感到极度愤怒，他不能理解触犯法律者为何不受惩罚：“他们是贼啊，他们违法啊！你们就这样口头教育一下就放掉？”然而，面对他的质问，马得福向陈金山描述了这里生活的艰难：陈金山所说的贼，多数都是些实在吃不上饭，稀里糊涂被人利用的移民。自此，陈金山开始理解这方水土，以及这里基层干部的不易。在挂职的两年里，他始终尊重当地农民的思维和诉求，用他们听得懂的话传递政策，也在一次次扶贫实践中培育着农民们的契约精神和探索新事物的勇气。
如果说陈金山、凌教授等人代表着“海”的理解，那么金滩村村民在走出大山，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度产生过“山”的迷茫，也传递出一种“山”的坚持。在对口劳务输出的项目中，到福建打工的宁夏女工们每一天都感受着生活方式的强烈反差，感受着“洋气”对“土气”的刺激。她们渴望模仿城里人的打扮，对原本的身份既眷恋又拒斥。白麦苗则在文化适应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认同。麦苗不愿选择“改头换面”，而是通过努力严谨的工作，打消了本地女工对她们的偏见，帮助同乡姐妹建立起文化自信。
山与海的情谊不是“海”居于上位，同化与施舍“山”，而在于唤起山里人对于对摆脱贫困，获得自由发展的主动追寻。李水花与凌教授的研究生小许在菇棚里的一段对话，是对这种追寻的最好注解：“我想让女儿，以后一定要像你一样，好好读书，好好恋爱，随她自己的心意。”
代际间的纵向传承同样是西海固村民绕不开的情结。不愿走出去，这几乎是所有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共同困境。进入21世纪，闽宁镇的建设已经颇见成效，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今非昔比。此时，整村搬迁政策又在涌泉村激起了轩然大波。
村民们一时难以接受整村搬迁，在动员会上直接破口大骂马得福父子。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迁村似乎意味着断根。而整村搬迁实际上成了一场精神的跋涉与较量，马得花的一句“你们成天说先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后人？”使全村人陷入了深思。
老一辈开始意识到向下传递与向上继承同样重要，传承不等于拒绝改变，也不等于将后辈的命运锁死在深山当中。最终，涌泉村顺利搬迁。
剧里的很多细节体现着涌泉村的“后人”虽生在贫瘠中，却不断生长的精神之根——得宝对来吊庄的麦苗说：“人想哪样，就能哪样。”坚强的水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在任何境况中保持着生活的热情：“日子总要过下去，还要越过越好。”
扶贫表面看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实际上是在回答后人，根该向何处扎，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重新定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与期待。
《山海情》的温度便体现在对这个艰难过程的关怀。事实上，整部剧在处理所有矛盾时，从不站在理性的高地上，将村民的怨气评判为愚昧短视，将干部的政绩冲动冠以“急功近利”。相反，《山海情》尊重农民“眼见为实”的需要，正视他们安土重迁的执着，也包容着干部推行政策时可能的试错之路。
归根结底，脱贫的主体是人，讲好脱贫故事，需要耐下性子，审视脱贫实践中，人的困顿、诉求与情感；也正因脱贫的主体是人，故事也就不能止步于扶贫本身，而应将思考延展至社会治理与人民幸福的长久路径，通往即将到来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