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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学术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女性全面发展”的主题，从经济、法律、文化等维度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并呼吁社会各界加大对性别平等的关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女性全面发展，推动妇女事业发展。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姚鹏
近日，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2020年学术年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女性全面发展”。来自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妇女儿童维权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武汉大学女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190余人参加本次年会，各方专家学者从经济、法律、文化等维度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并呼吁社会各界加大对性别平等的关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女性全面发展，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
将性别平等意识融入公共政策制定
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女性参与，与会者探讨了将性别平等意识融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路径、治理女性贫困的方法等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宋月萍教授通过线上分享，对将性别平等意识融入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了解读。她认为，性别不平等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现象（比如教育、健康、年龄、婚姻状况、户口、城乡差异）是相互交叉的，要关注性别不平等的多样性、复杂性，关注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特别要关注女性生育和无酬照料劳动对女性自身发展的制约，进而提出，性别研究者对于将性别平等意识融入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性别研究应从描述性别差距、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转向分析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和降低不平等的办法和策略。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游士兵教授认为，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女性贫困，应根据家庭户主性别进行分类，关注女户主家庭（特别是法理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鉴别家庭特征和家庭行为，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制定减贫防贫政策，重视女性贫困脆弱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范畴，建议政策聚焦女性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伴生的关系，以切断贫困的根源与风险。游士兵提出，在充分调动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还应建立相应制度来保障她们本该享有的财产权利，改变贫困女性特别是农村贫困女性的“边缘化”地位，确保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地位，以增强她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重视疫情期间对女性的政策支持
与会者重视疫情中女性参与能动性，并就如何在就业、创业等领域给予女性社会性支持进行了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祝平燕教授的课题关注了疫情中女性的参与能动性。她建议，国家和社会应设法提高女性抗逆力，协助女性自我赋能。国家应对疫情带给妇女的经济影响予以重视，拓展适合女性的就业途径和渠道，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地方应形成联动治理机制，通过培训提高女性自身建设能力，以减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冲击。用人单位应注重人文关怀，结合弹性的办公策略和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孕期、哺乳期及无人照料子女等女职工居家远程办公、灵活休假及工作时间，为女性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燕萍教授分析了女性创业者的特征及其研究趋势，并提出了对于后疫情时代女性创业特征的思考。李燕萍认为，后疫情时代，女性创业是否会呈现新的特征值得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危机时期会创造新的市场条件和机会，但受环境影响，危机时期和非危机时期创业者对机会和环境的认知会不尽相同，进而导致不同的创业行为和绩效，例如女性企业家在危机中遭受的精神打击可能更大，进而对其绩效产生一定影响。国家应对女性创业相关支持政策进行研究，探讨相关政策对女性创业带来的效应及影响程度，这将对女性创业，以及改善贫困产生积极作用。
推动职场中的性别平等
关注职场中的性别平等是会议主题之一，与会者讨论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困境与情感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琳教授探讨了女性科研人员的影响力与职业发展问题。张琳认为，科研领域的性别差异现象长期存在，但我国对科研人员的性别差异研究相对较少，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张琳表示，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性格特质，能够增加团队多样性。不同性别科研人员的多样观点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与发展，女性科研人员参与研究能够更多关注到研究过程、研究样本中的性别视角，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和科学性。应转变大众“刻板印象”，提供有利的政策保障，以平衡科研队伍中的性别差异，营造公平的科研环境，确保女性和男性在科研领域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时，还应关注不同性别科研人员的流动，建立符合不同性别科研人员职业发展规律的人才引进战略和管理策略。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纪莉教授以幼儿教师群体为例，呼吁重新承认情感劳动的价值，并在经济生活中予以改变。纪莉认为，劳动中情感的异化生产，对人类造成了“具身”影响，而情感在劳动评价中的缺失使这种付出变得无价值，情感消失在社会正义及其评价体系之中，对部分群体（尤其是女性）造成了非正义。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女性早已不再被困于这些工作。但是，基于情感和身体的劳动依然被分配给女性，而且只将有偿劳动视为工作的概念使很多女性的工作被忽视。她呼吁从社会正义观的角度重新承认情感劳动的价值，并在经济生活中予以改变，应重新认识绝对的分配正义问题，正视社会成员的差异性，拒绝将对身体和性别的规训强加到与劳动分配相关的公平与正义制度中，从而造成对个体与群体的整体性压制。
此外，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任敏副教授以美国黑人社区为例，分析了女性解放运动和社会政策何以导致社区失范，指出同一政策或社会运动可能会对不同女性群体带来不同的影响。湖北省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会长万飞分享了“万家无暴”反家暴项目多年来的实践成果，并就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反家暴联动机制进行来了探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曹剑波教授通过线上分享，从哲学本身、社会环境与女性自身三个方面对哲学领域女性偏少的可能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崔应令副教授以武汉“社工伴行”志愿团队为例，探讨了疫情期间女性志愿实践对国家治理方式转型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