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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蕾 除了保障女性的人身安全,保护其免受暴力威胁,如何在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中真正落实男女共同参与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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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灾害与疫情应对中的男女共同参与(下)

——以东日本大地震和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2020/11/24

■ 顾蕾

除了保障女性的人身安全,保护其免受暴力威胁,如何在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中真正落实男女共同参与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女性的特殊需求、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男性的性别观念。这三者互相影响且共同作用,考问政府的施政理念。

女性特殊需求的满足

性别的不同会造成男女面临困难的不同。在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过程中,一些自治体意识到了灾害中女性的特殊需求,因而在制定防灾计划时将这点考虑进去。

例如《横滨市地区防灾计划·震灾应对篇》(2012年修订)中提到要充分认识到孕产妇等在发生灾害时无法采取迅速且适宜的行动,另外还要求考虑到受灾居民基于性别而产生的不同需求。其包括了三点:1、确立加入男女共同参与视点的防灾体制,在防灾方针制定过程中让女性参与进来;2、预防对妇女、儿童的暴力,在避难所的营运上考虑男女的不同需求。例如确保妇女安心更衣、哺乳等的场所、确保儿童安全游戏的场所、安全的厕所、防止避难所里发生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等;3、实施应对男女不同需求的防灾教育,培养女性领导者。

神户市同年推出的灾害应急应对计划也引入了性别视角。

岐阜县2011年编写的《避难所运营手册》更明确地提出避难所要设置男女管理者,如果避难时间长需要洗衣服的话男女晾晒场所要分开,女性专用厕所的安全也需确保,妇女专用的物资如卫生巾等要由女性来发放,还需要设置女性专用咨询窗口,安排女性咨询员解答问题。

灾害应对措施中性别视角的导入更好地保障了女性的人身安全,也考虑到了女性在生理上不同于男性的需求,而且不仅是保护,也提供给女性参加管理的机会。

2011年6月24日,《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基本法》公布和实施。在其基本理念里明确指出应反映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不同国民的意见。

比起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对地震中女性问题的特殊性有了更强的认识,采取了多种相应的对策,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

内阁府在2011年11月到2012年3月期间实施了“站在男女共同参与的视点的震灾应对调查”,结果显示男性仍然是避难所设计和经营的主体,男性占比在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都到达96%以上,临时应急住宅的负责人也多是男性。这个结果说明女性作为参与主体的必要性并没有在赈灾第一线得到重视。

女性经济地位的确保

女性的经济地位是女性伸张自身权益的基础。由于结婚生育等原因,在日本采取非正式员工的雇佣形式的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女性还要承担家务以及照料家中老人等被认为是女性天职的重担,更使女性难以经济独立。

从日本政府对地震受灾者给予的援助来看,对特殊情况的女性有一定的照顾。例如有一项“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的援助对象除了单亲家庭,还包括寡妇和40岁以上、既非单亲母亲也非寡妇的无配偶女性。另一项“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的住宅资金”为受灾住宅的修葺、保护、改建等提供200万日元以内的无息或低息融资,其援助对象包括单亲家庭和寡妇家庭。

政府也开通了热线应对关于歧视、虐待等灾民的咨询,其中“女性人权热线”专门为女性提供性骚扰、家庭暴力等女性人权问题的咨询服务。

从政府指定的援助对象可以看出,对单亲家庭的资助并无性别区分,但寡妇和无配偶女性则带有明确的性别指向,说明这两类女性容易在灾害中陷入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女性同样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因为女性在服务业、零售业、观光业等行业中的比率高于男性,新冠肺炎的暴发使她们难以回到工作岗位,原本增加了的女性工作机会再度缩小,低收入女性所冒的风险更大。幼儿园、学校等机构的关闭也使原本就更多承担照顾家人责任的女性不得不留在家中。这都导致女性就业者减少,从而扩大两性经济上的差距,严重影响到日本政府提出的“女性活跃”政策的效果。事实上,在2020年4月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后,大量女性非正式员工率先失去了工作。

疫情中女性的失业情况充分反映出日本女性就业的短板,也为未来日本政府调整女性就业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女性决策权的赋予

日本女性虽然早已参与到防灾减灾体系中,但并未在决策层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正如索菲亚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上委员们指出的:(1)防灾会议中男性占大多数,女性出席人数极少,即便有也极少发言;(2)不仅是防灾,女性一贯很难进入决策现场,难以直接对男性领导人提意见,在男性多的场合很少发言;(3)仅向女性提供防灾研修是不够的,需要让自治会长也亲自参加研修。

以上问题说明长期以来的男性优势地位造成了决策层性别比的悬殊和在男性威慑下女性发声的困难。平时没有机会在男性面前发表自己观点的女性在灾害中更难以行使话语权。因此除了提升女性的专业造诣和为她们创造发言机会,消除男性领导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也非常重要。

防灾救灾工作过程中并不缺少女性的身影,那么赋予女性决策权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是灾害中无论男女都有成为受害者的可能,但男性无法完全理解女性的需求,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如果缺少女性领导者和女性视点,势必无法真正保障女性的安全和权益。尤其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男性更容易忽视两性间的差异。此外,从厚生劳动省2019年度统计报告来看,从业者女性占比超过五成的产业前五位从高到低依次是医疗和社会公益事业(76.8%)、酒店餐饮业(64.3%)、生活性服务业、娱乐业(61.2%)、教育、培训业(56.8%)。当灾害或疫情发生后从事这些行业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事医疗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女性如能发挥主动能动性必然会产生很大影响。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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