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敏
最近几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的一段采访视频，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不愿意接受其捐款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认为，学生选择当“全职太太”是她个人的自由，张校长没必要如此激愤。但张桂梅为什么如此激愤呢？因为她坚信，贫困山区女孩唯有读书才能获得改变人生命运的能力，要靠自己独立自主才能自强自尊地活着，女性应该走出家庭。张桂梅用最质朴的话语道出的这句诤言值得我们为她点赞。
由“全职太太”引发的女性走向社会还是回归家庭的思考其实由来已久。近十年来，随着“全职太太”的出现，在学界不乏探讨。数月前，热播剧《三十而已》中全职太太顾佳的人设也引发了关于全职太太是不是独立女性的讨论。与全职妈妈、全职主妇相比，全职太太映像的贵族化生活的想象可能更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在反封建的过程中中国女性开始走出家庭。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摔门出走的娜拉成了冲破旧家庭牢笼的标志性人物，青年女性争相效仿。1923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发出了时代之问，“娜拉走后怎样？”没有经济的支持，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性若真求得自由，唯有获得经济一途。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表达的，妇女只有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家庭生活的供给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作品中李双双这样的新女性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缩影，不再甘于永远围着锅台转，不愿一直为孩子拖累，非常希望能像男人们那样参加集体劳动。60多岁的张桂梅正是成长于这个年代。
进入世纪之交，南方一家报纸曾做过一次热线调查，调查结果值得深思：与男性相比，女性反对妇女“回家”的更多；女性中，年龄越大的反对妇女“回家”的更多；经济承受能力是做出考量的第一因素。2009年开始“全职太太”的讨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市场和家庭性别秩序作用之下的产物。也有学者在探究“主妇化”现象时表达这是个体化的人生设计和自由选择。
纵观这段历史，时代几经变迁，女性在家庭角色安排上的自主性由“努力挣脱”到“自我选择”，无疑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应该警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深入下，“主妇化”是否是传统性别分工之下女性的无奈之举？消费文化构建下的“全职太太”对于大众、特别是青年女性来说有几分是生活的真相？托幼、养老等家庭照料责任加剧对女性走向社会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本专科学生中，女性占比52.5%，女研究生占比为49.6%。今天，年轻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比重甚至略高于男性。她们经历了全社会期待下的去性别化教育竞争，最后还要回归到遵循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老路上去，于是就有了张桂梅的这一喝，还有无数女孩家长发自内心的不淡定，“我养女儿，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是为了让她当家庭妇女。”
有人说，一面要求女性顾好家，一面又要求她打拼事业，是给女性带上了双层枷锁，女性在家庭的付出同样要被认为是创造价值的，不应对家庭主妇污名化。这些都完全正确。但不可否认，女性同男性一样，如果无法实现经济自由，那么对她来说，最现实的也是最紧要的选择还是走向社会。
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小说《坡道上的家》中讲到了两个年轻主妇水穗和里沙子的故事。主妇生活表面光鲜漂亮，实则背负着家庭日常的琐碎繁重，喘不上气来。在我们探讨年轻女性该不该成为“全职太太”的时候，一向以温婉贤惠的家庭主妇形象闻名于世的日本却在经历“去主妇化”。日本女性就业率已达到七成，厚生劳动省的1997年、2007年、2017年三个节点数据显示，30年内全职家庭主妇比例下降了14.3%。另一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全职家庭主妇/主夫对自己的身份有内疚和罪恶感。受访者表示罪恶感主要来自“自己没有成长的感觉”“没有钱来支撑自己兴趣和想要的东西”以及“被人谈论身份”。
旅日作家库索说，“现代社会把‘母亲’和‘妻子’默认为一种义务劳动，普通女性想要摆脱这两个标签的束缚而拥有自己的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正是绝大多数普通女性要面对的现实。
对于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当你把家庭当成生活的唯一轴心，你可能面临比职场女性更多的风险：经济不独立，自我价值感下降，与社会脱节找不到自信，在离婚率高企的当下你是否拥有安全的“退出”方式，是否具备随时“复出”职场的能力……
这些现实的困境，正是被张桂梅吼过的学生还要挺她的原因——“话丑理正”。女性走向社会，才能拥有更加出彩的人生。与女性是不是能成为“全职太太”一样，如果男性能否成为“全职主夫”也会在网络上形成大讨论，同样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