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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林广记》是清游戏主人收集的民间广为流传的笑话，以诙谐的方式反映社会各阶层思想。《笑林广记》中没有展现正统文学以及文言小说中常见的忠贞节烈之妇，作品勾画的女性形象或许不够丰满，但也透过一定的性别叙事立场，以戏谑的方式再现了张扬个性解放思潮背景下普通女性的个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借由俗世日常生活，反映了父权制下女性的处境与女性个人情感、婚姻观、性爱观的变化。
■ 成曙霞
明清时期“天崩地解”的时代一方面带来思想文化的变迁、人性的思考、性别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伴随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化兴起，世人生活观念、生活态度、婚恋观念变化，这些成为通俗文学书写的主题。在这个特定时代，一反正统文学中“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情”在通俗文学中得以张扬，文本中的女性比之以往，“发现了自己”，她们率性随情，追求至情，追求平等，追求婚姻自由等。这在《笑林广记》这部笑话集中也得以体现。
女性议题介入，以女性为叙述中心的故事类别
《笑林广记》是清游戏主人收集的民间广为流传的笑话，内容涵盖各个方面，以诙谐的方式反映社会各阶层思想。也正因其民间流传，以文为戏的特点，大量借女性形象将“情”“性”以谐谑甚至是流俗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部分作品介入女性议题，以女性反传统礼教的举止为文本叙述中心，打破了对传统封建礼教、传统妇德的认同。
笑话集十二卷中涉及女性的故事类别有“惧内”故事，如《殊秉部》《闺风部》所记十余则故事。文章简笔勾勒，大多并不直接描写悍妇，而是以“惧内”丈夫叙事，引出“悍妇”形象。如《殊秉部·吐绿痰》：“两惧内者，皆以积忧成疾，一吐红痰，一吐绿痰。因赴医家疗治，医者曰：‘红痰从肺出，犹可医；绿痰从胆出，不可医，归治后事可也。’其人问由胆出之故，对曰：‘惊碎了胆，故吐绿痰，胆既破了，如何医得！’”“悍妇”“妒妇”故事并非新出，《左传》中已有记载，“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见”，而诸如“河东狮吼”的故事在前代各类文体中也屡见记载。礼教强调男女各居其位，“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笑林广记》中所记故事并不给予道德评价，有的甚至描写成闺阁之乐，反映了市井文化对礼教所倡导的“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性别观念的反叛，呼应了当时在社会思潮中展露的性别平等观念。
作品集中有自由择偶故事，如《闺风部·两坦》：“有一女择配，适两家并求，东家郎丑而富，西家郎美而贫。父母问其欲适谁家。女曰：‘两坦。’问其故，答曰：‘我爱在东家吃饭，西家去眠。’”集中还有寡妇再醮故事也表达了女性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如《闺风部·扇尸》：“夫死，妻以扇将尸扇之不已。邻人问曰：‘天寒何必如此？’妇拭泪答曰：‘拙夫临终吩咐：“你若要嫁人，须待我肉冷。”文中女子积极主动地去选择，而不是被动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故事还带有反抗性压抑现状，自由追求性权力的意味。她们的择偶观、婚姻观俱是对“厚人伦，美教化”传统观念的反叛。女性借由婚恋选择的自主性，表达了她们在家庭关系中从属地位的转化，具有了一定的性别权力抗争的自觉、个性意识的觉醒。
笑话中还有大量的以女性为主动角色的艳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市井生活中复杂的性关系、性观念、性风俗。文本中主要表现她们的感官体验，也因笑话的谐谑特点，部分作品内容低俗，所以一般认为境界不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市井文化场域中世人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背离与批判，对性禁忌的突破。明清以来，一方面是正统文化中对贞洁的大力旌表，“女德有常，不逾贞信”，大力宣扬“礼始于谨夫妇”，理学家鼓吹“贞洁观”“存天理、灭人欲”，即使如李贽等人撰文加以批判，但更多的是为此张目之作。另一方面，在通俗文学作品中，“男女之大防”“发乎情止乎礼”不再是基本约束，如《笑林广记》中，女性不以礼教规范约束自己，大胆追求性爱自由。这也是“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高”（张瀚《松窗梦语》）的社会风气下，明清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中经常加以表现的主题，男女情爱往往越于礼教之外，甚至有生离死合中“至情”追求，挑战着封建正统伦理秩序。
个性解放的启蒙与女性个体意识的展露
笑话作为一种文体，是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逐步确立的。通俗文学的大量产生体现出文学与特定时期市民文化需求以及社会思潮的紧密关系。
宋明以来，理学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是从明中晚期开始，以李贽的心学为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肯定人性与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撤名理之藩篱，露肝胆于耳目”。李贽重视人伦物理，如面对婚姻抉择，他提出“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文化思想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队伍不断壮大。物质生活的满足带来市民阶层对物欲的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生活态度产生。这种社会风气直接影响到通俗文学创作和市民文化情趣，就是以市民的欣赏趣味以真情反明教之虚伪，对伪道学加以批评。郑振铎评价：“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作为通俗文学代表之一的笑话，以其文本的日益商品化、消费性特点，决定了它主要反映市民趣味，其中的故事大多取自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生长在市井，活跃在民间，以感官刺激为主旨，以俚俗的方式嘲谑、娱乐，作为市民文化消费中茶余饭后的谈资。冯梦龙《笑府·序》中说：“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笑林广记》“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
《笑林广记》中没有展现正统文学以及文言小说中常见的忠贞节烈之妇，不以教化为目的，作品勾画的女性形象不够丰满，个性不够突出，但作品也透过一定的性别叙事立场，以调笑、娱乐的方式再现了张扬个性解放思潮背景下，生活中那些“小人物”即普通女性的个体意识、性意识及性观念。她们有情与爱的自由，也有对现实性别规范的不满。所以作品源于俗世生活，是人们自发状态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借由俗世日常生活，反映了父权制下女性的处境与女性个人情感，婚姻观、性爱观的变化。
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通过小说、笑话、戏曲等不同的文体，呈现出“人”的觉醒以及性别意识的萌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例如《牡丹亭》《浮生六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其中包含了女性对个体欲望和情感的认同，对个性张扬、个体意识的尊重。在创作中，作者逐渐走向自觉。其中的女性群体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性”，她们发现了自己，率性随情，主动追求“至情”，追求幸福婚姻，追求平等的两性关系。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