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历险记”系列之《塔克西姆的最后舞蹈》
《荣格先生和我之一》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土耳其艺术家耶西姆·阿克德尼兹·格拉夫(Yesim Akdeniz Graf，生于1978年)的作品始终弥漫着一种超现实的戏剧性氛围，总给人一种怪诞、神秘的心理感受。她将绘画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叙事手段，讲述各种隐晦、离奇的故事。她从经典现代主义绘画、现代建筑与家具设计、电影中的人物与场景等广泛的视觉文化中借用图像，并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著作中汲取灵感，她将这些彼此之间似乎互不相干的元素和符号组合在同一画面，或者干脆组织为一个完整的展览，这些元素和符号便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含义。
这是一种观念大于形象的艺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方可“解读”。阿克德尼兹·格拉夫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和安卡拉长大，接受的却是正规的西方学院教育。她于1996年赴德国，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跟随迪特尔·克里格教授学习，2002年毕业后又获得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为期两年的工作坊的机会，并于2005年在土耳其举办了名为“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第一次个展。2017年，她成为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绘画教授。教育背景决定了其知识结构，她的整个创作便是以西方流行文化为依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寻求解读它的钥匙。
首先是其展览的命名。迄今为止，阿克德尼兹·格拉夫已在欧洲各地多次举办过个展，而每个展览的命名都传达出了艺术家的独特意图。例如2017年在柏林约亨·亨佩尔画廊举办的个展“但首先你必须学会杀人时面带微笑”，这个令人困惑的展名引用的是列侬的《工人阶级英雄》中的一句歌词，阿克德尼兹·格拉夫除了借鉴这首歌的社会批评意义之外，还通过将女建筑师艾琳·格雷建造的E-1027住宅与勒·柯布西耶未经允许“强加”给这所住宅的立体主义绘画间“典故”整合进自己的作品中，着重强调了性别话语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艺术家利用根植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的经典符号，使自己的作品迅速与社会批评性话语和政治事件建立起联系。再如2016年在伊斯坦布尔Pi艺术品画廊举办的名为“反乌托邦俱乐部”个展，所谓的反乌托邦俱乐部是一个虚构的俱乐部，系列绘画中的那些建筑是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公共建筑，这些已被拆除或改作他用的建筑物，反映了当初这个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对蒂莫西·莫顿的哲学与生态学理论以及“人类世”概念的回应。《塔克西姆的最后舞蹈》中跳舞的女子，是此次展出的“人类世的冒险”系列中唯一的人物。这件作品令人想起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塔克西姆市政赌场，以及目前该地区的混乱局面。
其次是艺术家对其作品的命名。例如《荣格先生和我》系列，这样的命名一目了然。画中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室内场景，虚构的动物或站或卧在现代家具之上，与简约的室内装潢、迷你建筑模型并置一处，动物的大型身躯与不成比例的小型家具间的对比，使画面呈现出一种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不稳定感，这种有意表达的荒诞，使人会联想到荣格由意识、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三个层面构成的人格结构。
再者就是对艺术史经典作品或某些符号的直接挪用。例如作于2010年的《马格利特，我和我的谋杀案》，画中人物和场景直接来自马格利特1927年创作的油画《受威胁的凶手》，她删掉了前景中的两个男子，借用了凶手、模特、留声机和家具，但人物、家具和物品的细节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给裸体模特穿上了红色的礼服短裙，贵妇榻换成了高背沙发等。最重要的是，背景中的窗外赫然出现了冒着浓烟的双子塔。这一带有标志性的符号，立即使人想到正在面临的国际政治危机。无论是这些现代主义图像符号，还是弗洛伊德、艾伦·坡、巴拉德等人作品中的象征性意向，都告诉我们，阿克德尼兹·格拉夫所看重的是它们所代表的思想。
阿克德尼兹·格拉夫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当我作画时，我的出发点是这个世界上物体之间非常规的联系，以及我的感知如何与这些联系联系起来。”说到底，她所关心的始终是当下社会人们孤独、恐惧、焦虑和绝望等心理状态，试图以一种非现实或超现实的表达方式揭示当代人的精神困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