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之中的鄂东南乡村。纪芳/摄
湘北村庄的志愿者在村口值守。
疫情期间，安徽歙县巾帼志愿者在乡村宣传防疫知识。 吴建平 方燕/摄
阳春三月，乡村无处不飞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暮冬和早春，各地乡村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阻击战，乡村干部、居民和医务工作者被广泛动员起来，直接参与或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众志成城，为遏制疫情的蔓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之广、政府响应级别之高，为历史罕见。它检验了农村居民的素质，更考验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由于发展不平衡、社情民情存在差异，各地呈现的状况千差万别。比如，有的地方搞疫情宣传，方式单一，费了很大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有的地方因人施策，方法多样，很快引起了全体村民对疫情的重视；有的地方采取了一些不科学的防控措施，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而有的地方因地因时制宜，合理防控，保证了村民生活、生产的正常进行。即便在同一个地方，由于村民素质参差不齐，基层干部工作水平高低不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难易程度和取得的成效也不尽相同。
本期选登的5篇文章由5位从武汉返回家乡的大学生撰写。作者真实记录了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部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有的重点讲述了家乡开展的疫情防控工作，有的描述了村民们在疫情之下的人情世故，有的揭示了乡村治理体系在应急状态下暴露的薄弱环节，等等，为我们观察当下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样本。
时光易逝，但历史不可忘记。回眸疫情下的乡村，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完善自我，更加积极健康地生活，更有助于我们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硬措施软关系双管齐下
■ 苏献 文／摄
从今年1月中旬到现在，我一直待在老家——湖南岳阳市农村的一个普通村庄。这算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个“寒假”了。在过去两个多月里，特别是疫情最严峻的那些日子，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印象最深的是人情的温暖和村庄治理方式的转变。
传统人情让位于“疫情理性”
春节是农村人情往来最密集的时候，以我家为中心的亲戚圈子历来看重这种人情往来，今年小年过后，各家就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我多次向父母提出今年不要去亲戚家聚餐，结果被指责为拿人情开玩笑。亲戚们对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毫不在意，还安慰我说不会有事。夹在中间的我感到很为难。
1月23日晚，我们正在叔叔家吃饭，一名村医上门来给我测量体温、登记信息，还给我发了两张宣传单，是我们县对返乡人员健康自我防护告知书和关于新型肺炎冠状病毒的科普传单。在场的亲戚们议论纷纷，显然有些担心了，不过，碍于面子没有取消接下来的聚餐活动。
此后不久，村干部开始介入。他们将“走亲戚”“互相串门”从私人事务上升到村庄公共事务，才给了大家一个正当理由打破亲戚和其他村民们的传统行为逻辑，促使大家止住了春节期间聚会的脚步。随即，我们县各村相继进入疫情防控状态，我家所在村庄也从常规状态转入了非常规状态。
从干部防治到群防群治
刚开始，对返乡人员进行排查并实行居家隔离，主要由包村干部、村干部和乡村医生共同负责。借助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际网络，排查登记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督促返乡人员居家隔离并不容易。大多数人很自觉，但也有一些人由于对疫情不够重视，存在消极情绪，而村干部们又难以实时在位。在这种情况下，邻里的劝导和监督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县陆续出现了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后，县政府很快发布了“六级隔断”指令，实际上，该项指令下达之前，我们村的村民就已经被动员起来，成立了志愿者队伍，对村庄道路设卡，通过合理封路、设置路障等措施严控人员进出，村庄从下到上呈现出有秩序的戒备状态。
就我个人的体验看，我们村没有发生网上传说的那种不妥当对待涉鄂人员的行为，基层干部对我们这些返乡居家隔离人员还很关心，提供了很多生活上的帮助。事实上，一个良好的社会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切不能忽视社会内部的团结，严格的防控是必须的，但人心也需要温暖。
宣传方式因人施策
我们村的疫情防控宣传是在线上与线下同时展开的。线上宣传主要针对活跃于村里各大微信群的中年人。平时，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外出工作，对村庄事物和人员社会网络关系不甚了解，老年人的影响力又在逐渐减弱，因此，中年人就成了村庄治理的主干力量。在村干部的动员下，村里中年活跃人群通过微信在熟人网络适时转达来自官方渠道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谣言的传播，消除了不必要的恐慌，也强化了守护村庄的共同体情感。
线下宣传主要是针对老年人展开的。老年人不接触网络，有着自己习惯的一套接收、理解和解释信息的方式。针对这一群体的特点，村里用大喇叭和流动宣传车循环广播，中年村民用“发人瘟就像发鸡瘟猪瘟一样”这类不严谨但很实用的生活化语言，对老人们进行解释、劝导，很快引起了他们对这次疫情的足够重视。
回顾这段难忘的经历，我认为我们村的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能顺利推进，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熟人社会中硬措施与软关系的有机结合，二是互联网的运用。在今后的乡村治理工作中，这两大因素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淡定不慌张的山村
■ 纪芳
我老家在鄂东南山区农村，距武汉两个小时车程。与其他地区农村类似，家乡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疫情防控：一是对武汉及外地返乡人员进行登记和体温排查，以便及时发现感染者；二是以村居为单位进行属地化管理，包括通过大喇叭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封路封村禁止人员流动等等。
据我观察，我村村民的心态大多经历了从不以为然到紧张再到平静这样一个过程。尽管封闭化管理对村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总体上，他们的心态是紧张但不慌张。早在1月底的最后几天，天空放晴，就有许多村民出门溜达，男女老少都有，放风筝的、聊天的、散步的，还有人下地干起了农活。后来，疫情逐步缓解，村庄很快恢复了原有的生机和活力。
村民们为什么能在非常时期保持相对淡定的心态？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与城市有所不同，其影响个体行为观念的传导机制也不同。
相对于城市，农村空间更加宽阔，村民居住相对分散，从而为村民提供了更多活动空间。我父亲就是一个在家里坐不住的人，疫情防控期间虽然不能串门，但每天吃完饭都要到路边溜达一会，偶尔碰上熟人就会一起聊聊天。母亲经常说：“幸好是住在农村，还能出来走走，如果是在城市,这么多天只能憋在自己家里，该怎么过？”
农村是熟人社会，交往以及这些公共场所本身成为农民日常生活意义感的一部分。疫情期间，我们村的村民之间的日常化交往并没有因为封闭化管理而完全中断。这种基于公共空间形成的适度交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对疫情的恐慌和焦虑。当然，这种状态也只限于他们所在村庄没有出现病毒感染案例、大家觉得村庄相对安全的时候。据我所知，有的村庄或附近出现感染病例后，这个熟人社会体系的安全防护马上就被打破，大家再也不敢这么放肆地出门了。
农民的生活物资相对充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为村民应对这次疫情提供了物质保障。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生活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低。以我家为例，在1月26日镇村实行封路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饮食丝毫没有受影响。年前父亲杀的几只鸡吃了很久，也不用外出买蔬菜，菜园里的红菜薹长得很快，每天都吃不过来。因此，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场域，短期的封闭对村民生活的影响和冲击相对较小，村民也较少出现恐慌感。
这个早春给村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因此发生彻底改变，但经过这场疫情，村民们对疾病风险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甚至还会思考国家命运之类的大事，显然，他们的思维已经不再局限在这个小山村。
疫情的阴霾终将散去，待到天晴日，阳光依旧明媚。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监督父母戴口罩
■ 邓玉红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农村。我从武汉回家四五天后，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开始席卷整个网络，村里与网络世界较远的中老年人感知滞后，照常生活。我向父母描述新型病毒的可怕性，他们总是以“我们这种小地方不会有事”之类的话搪塞我。
春节前夕，父母说还要出去采购一些年货，我极力阻止无果，决定和他们一起出去，督促他们戴口罩、少和人说话。在镇上采购的时候，母亲从手机上得知镇医院收治了一个感染病人，惊呆了，先前无所谓的态度变了，马上决定放弃采购，赶紧回家。
进入农历新年后，村里的疫情防控不断加强，各个出口都被堵住了，不许村民随便进出。我母亲也成为防控工作人员，忙着给各家各户发传单，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母亲告诉我，一些村民的旧观念还是很牢固，说些“这都是命”“要死躲都躲不过，不要死的也不用担心”等等这类话。可能是受我的影响，母亲也认识了这些言论的错误性。
村里一位老人去世了。若在以往，老人的丧事一定会办得很热闹，但赶上这个非常时期，村里很多人都被难住了：不敢去，但又觉得不去“不像话”。一个叔叔来到我们家，准备和我父母一起去帮帮忙的，但他老婆很快给我妈连发了几条微信，大概意思是最好别去，实在要去一定要戴口罩，言语里满是担心。这个叔叔也犹豫了，在我家坐了好半天，最终还是没去，直到第二天，才和我父亲一起去送了礼金，没有多停留就都回家了。听父母说，这位老人的丧事办得很冷清。
疫情期间，流言很多。村里很多人都是通过移动网络获得信息，我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每天都要问我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个是不是假的，对有些信息，我一时也没有办法判断真假，只能告诉他们不要全信。有时候，村里人会谈论一些在我听来很荒谬的事情，他们却笃信无疑，我说什么都没用，只能劝说父母不要随意传播。
随着疫情防控宣传的深入，父母和村民们也逐渐认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都加强了自我防护。他们相信，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医学科研力量和治理能力，最终一定会彻底战胜这次疫情。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学生）
老村医上门量体温
■田孟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怀化市农村。新冠疫情爆发后，当地政府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应”，家乡的乡村医生和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也随即行动起来。
我们村的村医快80岁了，在村里有近20年的执业经历。他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村里人都很尊重、信任他。此次疫情来袭，他因为年龄大了，本不想参与，但还是被乡镇卫生院的领导说动了。他告诉我，在经历了合乡并村之后，目前全镇仍然有5个行政村没有村医。他和另外一个村的村医都是近80岁的老人了，也被动员出来做疫情防控工作。
这位老村医负责排查的对象一共有4人，我们家有2人。他亲自上门，给我们测体温，并提供体温计和一次性口罩，指导我们如何使用，要我们居家隔离，尽量不要外出。此后，我们就按吩咐，每天自测体温，并向他报告身体状况。有时，村医也通过电话来询问情况。每天他按时把所获信息上报给乡镇卫生院。
那天，老村医给我们测量体温时，我是36.5℃，妻子是37.2℃。量体温的时候，妻子坐在火炉边，可能影响了体温，不过，按村医和我们自己的理解，37.2℃在安全范围内，所以村医没有做第二次测量。乡镇卫生院院长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便亲自带领两位副院长和一位公共卫生科主任来到我家，重新确认我妻子的相关基础信息，并再次测量她的体温。这次测量结果是36.9℃，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嘱咐我们多观察后，就放心地离开了。
我姑姑在另一个乡镇卫生院工作，她告诉我，他们院里的医生在下乡排查过程中，也曾发现一些村医在初查过程中存在疏漏等情况，并及时进行了纠正或采取了其他措施。她说，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更为专业，要求也更加严格，可以补充乡村医生工作上的不足，但第一道防线还得靠乡村医生。
据我所知，湖南省早在2015年就开始实施“本土化乡村医生”培养政策，以消灭无医无药的空白村，五年下来累计培养了5000多人。不过，一些地方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还是暴露薄弱之处，比如村医人手仍显不足、年龄结构偏大等等。因此，对于医改来说，“强基层”还任重道远。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村民曾“吵”着要封村
■ 崔昌杰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晋城市农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不久，随着被感染人数的激增以及山西出现确诊病例，我家所在的村子开始弥漫一股紧张气息。听说周边有村子已经“封村”，村民们便在微信群里开始“吵闹”，催促村干部赶紧封村，有人还指责村干部不作为，不拿村里人的性命当回事。听我婶婶说，村主任很为难，因为封村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要等村“两委”开会决定并向镇政府报备后才可以实行。
经过几天的“吵闹”和筹备之后，村里终于在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宣布“封村”，每个入村的路口都拉起“严防疫情，人人有责”的横幅，并安排专人值守。防卫小组由村干部并带领部分村民组成，他们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和党员，负责给每个进出村子的人测体温并登记，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不允许村民出村，同时严防外来人员进村。整个春节期间，村里人很少出村。
我们村封得比较“温和”，并没有像有些村子那样在路上堆土、挖坑，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不过，封村还是给村民带来了不便，因为大家买的吃食大多只支撑到了2月8日（正月十五）左右，以后，一些村民就得外出采购了。记得在我小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会屯集过冬的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而现在不少村民住上了本村自建的楼房，家里没有地方可以屯了；很多村民也没有土地可以种菜了。他们吃的日常蔬菜等吃食均需到超市或菜场去购买。
正月十五过后，封村管理开始松动了。刚开始，村民们出村采购生活物资时，必须持有本村发放的通行证，且进出都要登记信息与测量体温。随着疫情防控不断向好，到3月5日，村口的值班人员减少，本地人员可以自由出入，只对入村的外地车辆与外地人员进行检查和登记，只要持有健康码即可通行。3月25日，村子将所有交通卡口全部撤销，村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2020年的初春是如此难忘，不仅是因为疫情，更是因为疫情所凝聚的人心。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