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王春霞
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在联合答记者问时指出，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或者无国籍人，只要在出入我国国境的过程中实施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犯罪行为，都应当适用我国法律，适用统一的司法标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介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外呈现扩散态势，通过口岸向境内倒灌成为现实危险，依法严惩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筑牢国境卫生检疫防线，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同时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一般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姜启波、高景峰指出，具体而言，适用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以外的特定主体也可能实施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如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发现有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交通工具负责人拒绝接受卫生检疫或者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上述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有所区别。一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于在我国境内的卫生防控防治环境。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适用于在出入我国国境时的卫生防控防疫环节。二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甲类传染病”为甲类传染病或者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传染病。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中的“检疫传染病”为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传染病。
——行为人在入境时拒绝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机关的检疫措施，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行为人在入境后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如果行为人既有拒绝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检疫措施的行为，又有在入境后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防控措施的行为，同时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一般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对于“传播严重危险”的判断，应坚持综合考量原则
姜启波、高景峰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专门强调，并非所有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都构成犯罪，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造成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司法适用中，对于这一入罪要件应当准确把握，以对相关案件作出审慎、恰当的处理：
——准确把握犯罪主体范围。司法适用中要特别注意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中“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入罪要件，如果行为人虽有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行为，但综合全案事实，认定其不可能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不符合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入罪要件，可由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如果触犯妨害公务等其他罪名的，可以按其他罪名处理。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是指造成他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的情形。以染疫人、染疫嫌疑人“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为例，如果综合案件证据情况，无法确定他人是被染疫人、染疫嫌疑人感染的，依法则不应认定属于“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情形。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严重危险”是指虽未造成他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但引发了传播的严重危险。对于此类情形，入罪应当限制在“严重”危险的情形，而且这种危险应当是现实、具体、明确的危险。实践中，对于“传播严重危险”的判断，同样应当坚持综合考量原则。仍以染疫人、染疫嫌疑人“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严重危险”为例，实践中需要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采取特定防护措施，被诊断为染疫嫌疑人的人数及范围，被采取就地诊验、留验和隔离的人数及范围等，作出妥当认定。
“再委托”小区物业、志愿者等自行实施防控措施的，不宜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
姜启波、高景峰指出，各级政府依法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后，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按照要求落实防控措施的，尽管并非基于政府的书面或者口头“委托”，但也应当认为是“受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实践中，需要注意“再委托”的情形。对于委托授权的把握不宜再扩大范围。比如，对于居（村）委会、社区为落实政府要求，“再委托”小区物业、志愿者等自行实施防控措施的，对相关人员则不宜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如果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相关人员实施防控措施，符合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此外，根据刑法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才构成妨害公务罪。实践中，极个别地方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法律依据不足，措施本身不当，有关人员又简单甚至过度执行的，则不应认定为是“依法执行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