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关于消除“粉红税”立法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消除“粉红税”还需要在社会文化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反思。
相同商品因消费者性别不同而售价不同的现象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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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税”一词用以指代对于相同商品或服务，女性所支付的价格常高于男性的现象。关于“粉红税”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相关讨论推动了系列禁止价格性别歧视的法律政策出台，但这些政策收效甚微。近来，研究者除质疑商品/服务在价格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外，也对其背后隐含的性别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性别刻板印象是“粉红税”存在的基础，并进一步探讨女性性别身份与价格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
■ 刘天红
“粉红税”一词用以指代对于相同商品或服务，女性所支付的价格常高于男性的现象。“粉红税”弥散在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中，从脱毛刀、除臭剂、增发剂等个人护理用品到衣服、玩具再到干洗、剪发等日常服务，甚至女性用的汽车维修工具都可能比男性用得贵。之所以将这种基于性别的价格歧视称为“粉红税”，是因为在研究者所收集到的存在“粉红税”的商品或服务中，粉红色常作为重要元素出现。作为分析和反对价格性别歧视的重要概念，“粉红税”已经得到学界、政府、公众的广泛关注。
围绕“粉红税”的相关讨论与争议
“粉红税”指某些产品或服务仅基于性别因素而价格不同（女性所负担价格高于男性所负担价格）的现象，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指女性在实际上多交了税。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女性用品所需要缴纳的税确实更高，比如在很多国家中，女性经期所用的护理用品——卫生巾和卫生棉条在征税目录中被认定为“奢侈品”，需要缴纳较高税费，这也是影响“粉红税”存在的重要因素。此外，也有一些人将“粉红税”引申为生而为女人，相比男性所需要额外购买产品与服务的花费，并称其为“身为女人的代价”。
关于“粉红税”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研究室于1994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干洗、剪发及其他服务的数据，得出了很多相似服务根据消费者的性别不同而价格不同的结论。1996年，康涅狄格州议会立法研究室也对理发行业存在的价格性别歧视问题进行了调查。尽管关于粉红税的讨论已经持续了30年，但“粉红税”问题依然存在。纽约市消费者事务部2015年发布的报告对比了在5个行业中、35个不同种类下、91个商标中的794种产品，发现平均来讲女性产品比男性产品贵7%；个人护理用品的差异更大，达到13%。201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研究者朱尔斯·利波夫发现，对于增发泡沫剂产品，女性付的价格比男性高40%，但男性和女性所用的商品容量相同，其中所含的药物强度和非活性成分也相同。相关研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新一波关于“粉红税”的讨论。
尽管反“粉红税”倡导得到女性消费者的大力拥护，但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批评者认为，女性产品、服务比男性的贵是由除性别之外的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女性产品所使用的材料（比如，剃毛刀）或者成分（比如基于男女肤质差异而不同的护理用品）的不同而影响最终价格；女士用品在进口时所征收关税常比男性用品高；为了吸引女性顾客，厂家推出更具差异化的商品，但差异化程度越深，生产规模越小，相比于大规模生产的非女性化产品，其生产成本也越高；商业推广费用的不同也会影响最终价格，女性产品所需要的推广策略比男性产品要贵；女性消费者消费弹性比男性小，也导致商家不轻易降价出售商品；在干洗服务中，女性衣物比男性衣物的样式更复杂、材质更多样，也使其清洗和熨烫难度比较大。这些观点部分解释了“粉红税”的存在，但仍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情况。
反“粉红税”法律实践所面对的挑战
尽管针对粉红税收的讨论和呼吁很多，但收效甚微。在美国，关于 “粉红税”的法案在1995年就首次被纳入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中，目前也有多个州颁布了禁止“粉红税”的法律政策，但其在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大挑战，“粉红税”依然存在。在第一个通过禁止“粉红税”法案的加州，至今仍有45%的美发店，46%的洗衣店，17%的干洗店向妇女收取更多服务费。
禁止“粉红税”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面临很多挑战，导致其效力大打折扣。首先，男性和女性的产品很少是完全一样的，这增加了辨别价格差异是否合理的难度。比如，美国国会议员杰基·斯皮尔曾向美国国会提出 “粉红税收废除法案”，其中，规定“禁止企业根据客户的性别对类似的产品或服务收取不同的价格”。这个法案最终夭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难以辨别何为“类似产品”。一旦商品/服务提供者开始解释他们针对男女的服务是如何不同时，这类法案就难以奏效。
此外，既有针对“粉红税”的州和地方立法零散、所涉及范围依然狭窄。如前所述，很多法律通常只适用于所提供的服务，而不包含产品的价格歧视。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和纠正措施也徒有其名，尽管有的法律中规定了有价格性别歧视行为的商品/服务提供者需要受到处罚，但没有对受害者诉讼费用及其损失给予补偿的规定。这就使得消费者没有动力因为多花几美元购买一件衬衫而提起诉讼，即便有也很难有律师接手这样的案子。这都导致法律的效力大打折扣。
对“粉红税”社会文化根源的进一步探讨
尽管反“粉红税”在法律层面取得的成效有限，但相关讨论提高了公众对于价格性别歧视的认识，使得严格意义上的“相同商品不同售价”的直接的价格性别歧视现象减少。但隐性的价格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存在。
在直接的价格性别歧视遭到抵制的情况下，商家更致力于经营针对男性和女性有所区分的商品，甚至推出只针对女性的产品（比如，名目繁多的化妆品），但这些产品是不是必要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西班牙学者曼扎诺·安东等人认为，市场上存在大量专门向女性销售的产品，多与社会中对女性“美”的期待相关（比如，服饰和个人护理用品），但这些产品的差别化有时是没必要的。有鉴于此，曼扎诺·安东等人提出需要重新考量“粉红税收”概念，不仅要考虑到商品/服务在价格上的性别歧视，也要考虑到在商品/服务提供上所存在的性别歧视。
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致力于讨论女性性别身份与商品/服务的性别歧视问题。研究者艾丽卡·妮可·阿特金认为，商家向女性提供商品的过程，其实也是女性身体和欲望逐渐被商业化的过程。比如，美发、美甲、化妆、护肤等产品实际上是将女性身体商业化。“粉红税”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恰恰是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如认为粉红色、柔滑、精巧、崇尚美是女性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推出系列所谓适用于女性的差别化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在核心功能上与男性产品无异，厂家并不需要改进他们的产品，而只需要更换包装和推广策略，引导女性展示出她们的女性魅力，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些讨论中，研究者将价格性别歧视与文化中关于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相关联，认为基于性别的差别化产品的提供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建立在性别刻板印象上的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再生产了性别刻板印象，其中媒介特别是广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