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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沈洁近日做客“北京论坛”，探讨日本性别平等政策与“男性挣钱养家”模式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受人口特征与家庭结构影响，日本通过政策引导确立了“男性挣钱养家”的家庭模式。从1990年开始，“男性养家模式”出现危机，日本通过制定女性政策对其进行调整，但这一政策仍有很大局限性。2000年以后，日本进行政策调整，采取“弹性就业＋家务劳动共同分担”模式。在此政策影响下，日本综合生育率出现回升。
■ 熊晓晓
近日，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沈洁在北京大学做客“北京论坛”，做题为《日本性别平等政策分析——“走出男性挣钱养家”怪圈》的演讲。她分别从“男性挣钱养家”模式的政策原因及危机、1990年代推行女性政策的挫折、引入性别视角探索“工作-生活协调”政策新路径等方面分析了日本的性别平等政策。
20世纪60年代：确立“男性挣钱养家”模式
沈洁教授首先讲述了日本“男性挣钱养家”模式形成的政策原因。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政策引导确立了男性挣钱养家和女性专职主妇的家庭模式，这主要是历史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
一方面，当时的日本社会既是人口红利时期，又是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主要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存在三方面特点：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家庭，家务劳动总量增加；政府对公共服务投资少，家政服务价格昂贵，促使很多女性放弃职业做专职主妇；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为女性选择专职主妇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此时引入“男性挣钱养家”模式的政策对提高其经济竞争力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日本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该模式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日本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夫妇连带养老保险，这意味着家庭主妇不用交养老保险，丈夫退休之后她也可以领取夫妇年金，而丈夫去世后她可以继承丈夫的养老金。这种国家普惠的社会保障无疑加固了“男性挣钱养家”的模式。企业制度中也存在明文规定的家庭主妇津贴，即如果家庭中存在专职家庭主妇，企业会给家庭一定的主妇津贴。
沈洁教授强调，尽管既有的文化历史因素很重要，但政策引导更为关键，它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能够确立男性挣钱养家模式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20世纪90年代：把女性政策放在政策最前沿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男性挣钱养家模式出现了危机。沈洁教授指出，从1990年开始，日本进入了以少子化、高龄化、“家庭个体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型时期。此时日本的家庭发生了重要变化：1960年家庭平均人口为4.47人，到1990年已经降为2.99人；1960年日本单身家庭仅占家庭总数的4.7%，到了1990年则已经快速上升到23.1%。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减速导致终身雇佣制度解体，而家庭收入的下降使得双职工家庭增加。这些危机导致的一个最突出的负面效应就是日本的生育率急速下降，对日本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女性逃避家务和挣钱的双重负担，男性逃避挣钱养家的重负，非婚比例逐年增加。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男性挣钱养家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面临多方面的社会问题，日本就又进行了一次大的社会政策调整，进入第二阶段。这次调整把女性政策放在了政策最前沿，对女性的劳动就业、工资、参政议员比例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整。
回顾来看，沈洁教授认为此时的女性政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的政策主要是恢复经济生产力及人口出生率，但这两个目标并没有改变男性职业生活、女性家庭生活的思路。这就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加速了女性之间的阶层分化，女性被划分为四个阶层：精英阶层、工薪阶层、家庭主妇阶层、单亲女性贫困阶层，且女性贫困问题在1990年后凸显，贫困单亲家庭在不断增加，导致儿童贫困率也直线上升；另一方面，造成了职业女性既要工作又要承担家务的双重负担。
2000年以后：探索“工作-生活协调”政策新路径
进入2000年以后，日本对第二阶段推行的只强调女性经济独立和忽视了男性的参与和双方的互动进行反思，并于1999年末颁布《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将政策的焦点转移到“工作-生活协调”发展的思路上。
在“工作-生活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上，学界通过对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比较研究，探索适合日本发展道路的路径。学界把外国有关“工作-生活协调”发展的政策实践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瑞典和芬兰为代表的“持续性就业＋家务劳动公共化”，该政策首先强调持续性就业，如女性终身生涯就业；同时加上家务劳动公共化，并提供多种福利，让国家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第二种类型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间断性就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居民照顾父母可以从政府领取护理津贴。
但日本学界和政界讨论多年后认为，第三种模式更适合日本：以荷兰和英国为代表的“弹性就业＋家务劳动共同分担”。沈洁教授认为这个模式是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中间折中调和的一个模式。其特点是：弹性就业，女性、男性都可以阶段性就业，能够灵活选择自己的就业时间；家务劳动共同承担，但共同承担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男性、女性共同承担，社会也会共同承担，如社区、企业等。
确定“弹性就业＋家务劳动共同分担”模式之后，日本近些年来又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四方面：调整夫妻连带保险制度，确立女性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公共化家政服务数量和质量，从2019年10月1日起全国推行幼儿教育免费制度；对儿童提供育儿津贴，进行社会补偿，特别是家庭中第三个孩子后津贴加倍；弹性劳动工作制；增加儿童养育财政和儿童保育设施，扩展儿童保育环境。
性别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完善，也表现出明显的政策效果。沈洁教授认为，首先，它改变了日本Ｕ型就业方式，Ｕ型就业方式指进入生育和哺育期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明显降低，而在此之前或之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形成Ｕ型方式。但近年来，通过推行“工作-生活协调”发展政策，Ｕ型低谷部分逐渐出现缓解；其次，人们的生活时间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尤其对男性来说是如此。日本男性的工作时间大量减少，家庭参与大幅度增加；最后，综合生育率出现回升，从2005年的最低的1.26逐渐上升至2018年的1.42，这在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中已经属于中等。
沈洁教授认为，日本的相关政策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方面将性别视角嵌入社会政策制定、推行过程中；政策不只是强调女性本身，也兼顾男性，在“男性学”上积累不少经验，对推动性别政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将经济评价体系与社会生活评价体系互补，逐渐确立社会生活评价体系，如职工加班时间过多对企业进行惩罚；对男性护理育儿休假使用较少进行罚款，并把罚款投入政策运营中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