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华辉
一直以来，我的年龄就像是一个秘密。当我对别人说起我真实年龄的时候，别人都以为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但是当我回想起一些细节的时候，我还是不能确定我的真实年龄。我的年龄——准确地说，我的生日，好像就成了一个谜。我坚信，若细究起来，存在这种情况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的问题既存在有时代的共性，也有地域的特殊性，同时也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小时候，我的名字叫杜睿，我的生日都是按照农历来算的。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妈告诉我，我的生日是农历的八月初九。她说，我出生的那一年有闰八月，我是后八月的。物质贫乏的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每逢生日，在日常面食里加一颗荷包蛋就算是很丰盛了。那时候，鸡蛋都是用陶瓷罐子装起来的。家里散养的鸡下了蛋，一颗一颗存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卖掉鸡蛋以换取油盐酱醋。收鸡蛋的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后座左右架着两只竹编筐子，在村口就开始吆喝：“收鸡蛋喽——”。声音很大，尾音拉得很长。他先推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转一圈，以确保每户人家都听到了他的声音。然后就会停在一个街道的树荫下，时不时喊一声。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村子周围田野里的女人，听到收鸡蛋的声音，就会返回家里，端着攒满鸡蛋的罐子出门，谨慎地询价之后，再将鸡蛋卖掉。那时候，鸡蛋是论个儿卖的。一个鸡蛋一毛几分钱，虽然价格都有阶段性浮动，但浮动不是很大。女人们卖掉鸡蛋，就用这些钱再去买柴米油盐。家里这些琐碎的开销，全都是鸡蛋的功劳。以此可见，在当时的农村，鸡蛋对于人们的生活是多么地宝贝。所以，能在生日的时候吃一颗荷包蛋，已经算是很大的享受了，也因此，我对于生日的记忆特别深刻。每年，就等着农历八月初九，从学校回来，有一颗红皮的煮鸡蛋，或者碗里有一颗荷包蛋，便能开心一整天。
那个时代的农村很少有人能用到户口本，都是在村长家里集中保管的。我也是直到高考报名的时候，才见到我家的户口本。高考报名时，翻开户口本，发现并没有杜睿这个人。我弟弟成了家里的长子，次子是一个叫杜华辉的，然后是我妹妹。我弟弟和妹妹的出生年月日和名字都没有问题，户口本上唯独没有我，却多出来一个叫杜华辉的人。杜华辉的出生年月日明显与我的不符，但是要去改已经来不及了，为了高考，我只好先用杜华辉这个名字报名。办身份证的时候，也就沿用了这个名字和生日。以至于刚上大学那会儿，老师和同学每次喊杜华辉，我都以为他们是在叫别人，因此闹过不少笑话。后来，我问父亲，到底是谁弄错的。父亲说，我出生那个年代，村里能有一两个初中毕业生就已经算是很有文化的了，肯定会被推选为村干部。村子不大，都是熟人，那些孩子未经一一核对就给每家填写了户口本，也就出现了很多阴差阳错的问题。
我上大学时，同学们之间开始流行研究星座。那时候，我每次在网吧里通宵，总会利用时间去查星座和紫微斗数的问题。星座都是用公历，而农村孩子的生日都是农历的。所以，先要在百度万年历上进行准确的公历和农历查询。我一直记得，我妈说我是后八月的。但是，我在万年历上查询，我出生的那一年，并不是闰八月。再加上那段时间，我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以至于，我经常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青春的思绪天马行空，加上自己从小就喜欢阅读，看了很多故事，对于自己“真实”的身世有着千般幻想。直到去年，母亲的一些做法让我感觉在家里备受排挤，因此，我偷偷问表妹，有没有听我小姑说过我是父母从路边捡来的。我表妹说：“你倒是想得美，你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再看看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你俩完全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不是亲生的话，能长这么像吗？”表妹的这番话提醒了我。拿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与现在的我对比，确实像是同一个人。这样，才打消了我的顾虑。
后来，我在百度上检索，发现很多和我一样，真实姓名与身份证姓名不符，真实生日与身份证生日不符的人。大多因为，那时候农村基层工作有疏漏。其次，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状况，是因为上学年龄问题，很多人修改了出生年月日。
那时候，孩子首次入学是分前半年和后半年的。前半年出生的孩子正常入学，后半年出生的孩子要晚一年才能入学。有一些后半年出生孩子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早一年入学，便将孩子的出生时间提前了几个月甚至一年。不论是无意中弄错，还是自行修改，都是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这些信息普遍不是很重视。我父母那代人觉得，你有一个户口就好，不影响你出门办事就好，至于上面的信息差一点，也不是什么能影响生活的大事。我也相信，这些年代性的问题，最终都会销声匿迹。
但是，万年历上显示我出生那年没有闰八月，而我母亲却说我是后八月出生的，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我在想，她只是记错了月份呢，还是连同年份一起都是错的？如果这样，那我的真实年龄到底是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