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新拆解待修古籍。 张园园/摄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张园园
近日，各地高考分数已经陆续公布，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成为各地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一些“冷门”专业，往往有着悠远的历史厚度。古籍修复便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我国有上千万册古籍待修复，但专业人才缺乏。正缘于此，一些高校开始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古籍修复专门人才。古籍修复师群体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不可或缺。
的确，一册古籍，就是一段历史和人文的备忘录。这是每一个古籍修复师的不变坚信。
埋首故纸堆，指尖划过毫米，亦是千年。为古书“问诊治病”，让经典“重获新生”，古籍修复师，又名“书医”，一个与古书为伴、修补时光的职业。
在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有几位年轻的女性古籍修复师，她们从业以来，一直致力于抢救、保护历史和文化记忆。当下正值毕业季，近日，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走近她们，听她们讲述“修书”背后的故事。
她们为古籍“续命”
工作台上待修复的善本，颜色深浅不一的旧色纸张……走进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书香扑面而来。
文献修复组有14位古籍修复师，8位是女性，都是“80后”“90后”。
67岁的杜伟生是古籍修复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国家图书馆干了一辈子修复工作，也是这里大多数人的师傅。
杜伟生说，他的上一代没有女古籍修复师，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家图书馆开办古籍维修技能培训班，才培养出几位优秀的女性从业者。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各地相继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养力度加大，从事古籍修复的女性也渐渐多了。
在文献修复组，技艺的传承是师傅带徒弟。有别于传统师徒关系，现在的师徒关系更像师生，修书技艺的习得，除了师傅口传心授，也在于徒弟平时的观察摸索。年轻人工作中遇到“疑难杂症”，向任何一位老师请教，对方都会倾囊相授。
“老师们的技艺都是业界顶尖水平，他们的修复作品，就是最好的范例。”崔志宾说。2013年进入文献修复组后，她师从名师朱振彬，从基本功学起，这几年参与了“天禄琳琅”等大型项目的修复工作，修书技艺逐渐成熟。
年轻古籍修复师，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如今，老一辈的古籍修复师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由于“60后”到“80后”之间人才断层，年轻人成了这里的中坚力量。
“工不厌精”，化腐朽为神奇
做好记录，剪开书线，抽出纸捻，剥开包角，再用竹启子一点点将粘连的书页分离，郭志新正在细心地对《历代名臣奏议》进行拆解。
对着光看，泛黄的书页上，虫蛀的窟窿斑斑点点，还有的窟窿弯弯曲曲，拐了几道弯儿。郭志新告诉记者，这种虫蛀程度只能算一般。她拿出一页反扣在透光补书板上，挑出补纸，毛笔尖儿蘸上糨糊，轻涂在书页背面的破洞边缘，迅速将补纸粘在破口，再用镊子剔除补纸边缘多余的部分，手指翻飞间，一个虫洞便补好了。
“在透光补书板上能看清虫洞的边缘。补纸都是我们自己用植物染料染色的，材质、帘纹、颜色、薄厚等都要与原书尽量一致或相仿，要‘整旧如旧’。”她解释说，“你看，我用的这个糨糊比较稀，如果将来有了更好的修复方法，重修时也能揭开重做，而不伤古籍。这也是遵从古籍修复的‘可逆性’原则。”
竹启子、锥子、镊子、棕刷、毛笔、糨糊、剪刀、敲锤、喷壶……这是每个古籍修复师工作台上的“标配”。
虽说“纸寿千年”，但漫长的岁月也在古书上留下了痕迹，虫蛀、水浸、鼠啮、霉蚀、断裂、磨损等都是常见的损坏。损毁严重的，有的书页受潮发霉完全板结，变成了“书砖”，有的纸脆得一碰就掉渣。
古籍受损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修书只能慢工出细活，有时修补一页就要一天，一人修补一本中度破损的古籍，花费半个月或一个月是常事。
修书工序繁杂，学习技能也要循序渐进，手下细于微毫的掌控，全在于经验。
认纸、染纸、打糨糊、做样书，都是基本功。“光是打糨糊就有很多讲究，要自己给面粉脱筋，提取出淀粉，再用开水冲熟，水量、搅拌速度等都要心中有数。”崔志宾说。
初学修书时，为了练习手感，崔志宾光做样书和函套就练了三四个月。“古籍有很多种装帧形式，不光是线装书，还有包背装、蝴蝶装、金镶玉等等，初学时可能你连书怎么翻都不知道，做了几本样书后才真正有了手感。”
还是新手时，宋晖被分配修复一部《袁同礼手稿》。原先手稿被逐张粘在一个本子上，有的信纸被随意折入本中，本子也早已破烂变形。她要做的，就是将一张张信纸揭下，逐张修复后再重新装订。
分离时就遇到了难题。因为无法确认之前贴手稿用的什么黏合剂，加上手稿既有毛笔书写，又有钢笔等硬笔书写，信纸材质也各不相同，就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揭开的方法。信纸上的钢笔字、红色信笺等遇水会洇，就不能湿揭。还有的信纸干揭、湿揭都试过，就是揭不下来，宋晖束手无策，只好向老师请教。老师观察后，先将粘连处用热水沾湿，再进行局部加温，最终将信纸揭了下来。后来宋晖才知道，“其实这是基本的方法，只是我当时没经验”。如今，工作10年的她，处理一些常见问题已是得心应手。
有“匠心”“匠术”，还要有“学术”
老一辈古籍修复师普遍学历不高，现在，年轻的修复师们大多是硕士学历，一些还有海外留学背景。美术学、化学、文物保护与修复等专业学科背景，让新一代古籍修复师的视野、知识体系和整体素质显著提升，年轻人的优势也开始凸显。
侯郁然本科就读于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硕士在英国主修书画修复。因为对西方典籍文献的结构、装订形式、纸质等更为了解，馆藏西文文献的修复工作多交给她。
硕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专业的宋晖，则常负责纸张化验。过去进行纸张分析，主要靠肉眼观察和手摸触感，现在只需取古籍脱落的微小碎片做样品，显微镜下，纸张成分就一目了然。“手工判断有误差，化验相当于‘确诊’，准确率高了很多。”宋晖说。
崔志宾是美术学硕士，在首都博物馆字画修复室实习时，她就对纸质文物的修复有浓厚兴趣。6年的专业锤炼也让她认识到，什么是“精细无止境”。
“修复，一个是‘修’一个是‘复’，复原最难。‘整旧如旧’是古籍修复的原则之一，就是要最大程度保持古籍原貌。‘修’的技能可以通过大量练习掌握，但能将古籍复原到何种程度却是立见高下。要精进技能，还要善于思考，注重细节，这种追求没有止境，也是我们进步的空间。”
“不能出错”是底线
谈及如何才能做好工作，几个女孩的回答不约而同——“责任心”。
在修复师眼中，待修的古籍就是“病人”，是可以与之对话的生命体。“把一本古书修好了，跟医生为病人诊好病的感觉是一样的。”
国家图书馆典藏丰富，修复组每天面对的“病人”多为珍贵的善本，有的还是“国宝级”。因此，修复措施的慎重选择尤为重要。一些特殊装帧、破损或非常珍贵的善本，要经多方多轮讨论，确定修复方案后再着手，避免不恰当的修复对古籍的二次伤害。
每一册被修复的古籍都有修复档案，这是古籍的“病历”，供后人再修复时参考借鉴。在档案中，修复师需要详细描述古籍的装帧形式、破损情况等原始信息以及修复操作，做好修复记录，并附上修复前、中、后的照片。
修复时出现失误怎么办？“不能做不好，要想怎么才能做好。”侯郁然表示，“不能出错”是内化于心的底线，因此修书时要平心静气，不能急躁，“如果做不好，自己那关都过不了！”
不化妆，不打扮，长期伏案，与古书相对，几个女孩却不觉枯燥，反而乐在其中。“就是择一事而终一生吧。”郭志新说。
这份甘于寂寞的情怀，也源于传承。
田婷婷在文献修复组工作10年，现在是副组长，前辈们的认真执着，她深有感触：“修复组的很多老师们在岗位上坚守了三四十年，我们所传承的，不光是古籍修复的技艺，还有他们爱书护书的职业精神。”
如今，这些年轻人参与修复的一些作品，正通过线上的古籍资源库和线下的展览，让公众一睹真容。这些“重生”的典籍文献，不再只是沉睡书库的藏品，更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料，让更多人重拾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
“路很窄，但很长”
古籍修复虽是传统技艺，但也在与时俱进。
随着古籍保护越来越受重视，对修复的要求也日趋提高。年轻的古籍修复师们也在不断学习。
前些天，记者采访时，田婷婷正在加班加点练习碑帖装裱，为碑帖的修复工作储备技能。日前，她在朋友圈晒出了已经完成的作品，她写道，“到目前为止做过的卷轴类装裱作品屈指可数，作为文献修复师的必备技艺之一，也是自己的专业，还是非常有必要重新做起来。”
近年来，机器设备逐渐应用于古籍修复。如高清摄影文献修复台，可以将书页的正面图像扫描下来，即时投影到显示屏上，便于随时查看修正修复操作，还能留下修复过程的影像资料。此外，纸浆补书机和批量脱酸设备等的研发应用，都使古籍修复与保护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不过，目前机器能完成的多为辅助性工作，大多数古籍还需手工修复。“就像现在，医疗仪器进步了，但医生问诊还是非常重要。”宋晖说。
新鲜“血液”也在持续注入。前两年，两位“90后”女孩的加入，给这支年轻的队伍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几年，古籍修复开始走入大众视野，但仍属“小众中的小众”。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类馆藏古籍5000多万册，“假设修复一本古书需要10个工作日，那么全部修完共需5亿个工作日。200万人做，一年就可以完成。但目前这个行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杜伟生认为，书籍的损坏周期约为200年，为保证古籍修复技艺不失传，还是要在时间上留出一定余地。
“这条路很窄，但很长。”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