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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徐旭 姜军旗 袁梦佳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每天清晨天一亮,身着红马甲的平安志愿者“西城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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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点点小事就是大事”

——代表委员畅谈推进基层治理

2019/3/13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徐旭 姜军旗 袁梦佳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每天清晨天一亮,身着红马甲的平安志愿者“西城大妈”就会戴上红臂章,出现在执勤岗位上,成为两会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北京,“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管”“石景山老街坊”等已成为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品牌。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枫桥经验’,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写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这段话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政府干着、群众看着,政府很努力,群众不认同。”北京作为超大城市,此前在城市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领域,长期存在着一些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横向部门合力不足,主动协作意识不强。纵向基层力量不强,治理中心偏高,导致“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

2018年,北京市创新实施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在16个区169个街乡试点推广,目的就是解决基层治理难题,打通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建立服务群众的快速响应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徐滔说:“政府坚持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实在在解决了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是独一无二的北京经验。”

2019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对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按照这一最新文件精神,北京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意见提出要按照精简、效能、便民的原则,综合设置街道内设机构,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这显示出我们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徐滔代表表示,这对北京街道工作,无论在目标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了进一步细化。“它不再是工作的一种自觉,而成为一个工作的标准、工作的规范,所以意义重大。”

搭建多元化社区交往平台

如何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表示:“当前,社区治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建议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构建现代型熟人社会,增强邻里之间的沟通了解,促进社会繁荣稳定。”

厉莉代表介绍,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全国法院审结相邻关系纠纷1万余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35万余件。基于居住关系而产生的纠纷有上升趋势。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厉莉代表认为,加强社区建设,积极构建基于地缘关系的现代型熟人社会,增强邻里之间的理解,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繁荣稳定,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厉莉代表建议,要注重调查研究,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搭建高质量、有特色、交互性好、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多元化社区交往平台,增强人民群众在社区生活中的获得感。要创造更多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了解。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社区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完善现行立法,优化制度设计,创新实践路径,提供履职保障,让群众自治能够真正落地。厉莉代表还建议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适应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加强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培养和履职保障,引导更多有才华有创意有实干能力的优秀人才投身社区基层工作。

女性为社区的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才能做好基层工作?26年的社区履职,12年的代表经历,有着“小巷总理”美誉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原党总支书记朱国萍总结道:“把老百姓的点点小事放在心上,老百姓的点点小事就是大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我们社区在长宁妇联的指导下,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朱国萍代表谈到,妇联组织在社区开展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方面,社区居委会在和妇联联合走访入户时,了解到0~6岁母婴家庭有不断升级的育儿需求,比如母婴健康、母婴护理、早教、亲子互动等,由此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近几年来,全国妇联创新基层组织设置,积极推动在城乡社区普遍建妇联,重点抓好乡镇(街道)妇联组织建设,推动在新领域新阶层新群体中形式多样地建立妇女组织,指导城乡社区妇联组织向妇女生活最小单元扎根。壮大基层工作力量,把活跃在城乡社区、热心妇女工作的各类女性人才充分吸纳到基层妇联组织和工作队伍中来。

“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是妇联组织的基本职能。妇联组织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就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妇女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席胡达古拉结合本职工作介绍,多年来,内蒙古各级妇联大力开展婚姻家庭调解工作,建立调解队伍2391支,专兼职婚调员9000余人,每年调解纠纷1万余件;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购买了100余个“蒲公英”妇女儿童维权服务项目,培育了70多家社会组织,使“小”项目在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中发挥了“大”作用。“在社区工作的大部分是女性,她们为社区的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胡达古拉委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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