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来，国民性问题成为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女性对国民性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应当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如何评价女性自身的国民性？未来女性又将在国民性塑造中扮演什么角色?日前参加“女性与国民性”文化沙龙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
记者 李雪婷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在京师学堂举办“女性与国民性”文化沙龙。关心女性问题的相关学者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参与了此次活动，诚挚地表达了对女性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清末民初以来，国民性问题成为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从国民性批判，到国民性改造和重塑，在人们对国民性的探讨中，女性始终作为一种样本、符号或隐喻而存在，女性解放、男女平权的社会变革，也成为中国国民性的重要镜像。直至今天，女性的身体、性格、角色、价值观等依然不时出现在关于国民性的各种讨论之中，国民性话语体系下的女性评价不时引发极大的社会关注和争议。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女性对国民性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应当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如何评价女性自身的国民性？未来女性又将在国民性塑造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会专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定宜庄研究员，结合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所见所感，谈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弱势”问题，女研究生遭受男性教师的性骚扰问题等。并特别提出，学术界有必要关注“女粉丝”现象。有些女性追星者，不顾一切地去“粉”男明星，对于此类事件，学术界应从多个视角进行关注。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丛日云教授，结合新近的研究课题英格尔哈特《文化的演进》一书，对“西方社会的女性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是西方社会的女性化趋势，一个是西方社会的生育率下降，还有西方政治正确对女性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引发某种文明的困境，值得社会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研究员，从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审视女性、国民性问题。她认为，与一百年前讨论国民性不同，全球化、现代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关于“国民性”“女性”的表达方式、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也应该随之变化，不能用老话解释现在的问题。
第五届老舍文学奖获得者文珍从一个青年作家的视野，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文学写作史，也结合自己人生发展的体验，谈到“厌女症”问题，即生活中有些人，包括一些女性，对女性存有一种天生的憎恨、蔑视、偏见，甚至对与女性有关的事物、女性化、女性倾向都持贬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新蓉教授，关注社会各个层面、不同年龄段女性的教育、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公共性问题，并指出了在社会规律下面呈现出来的文化看似云淡风轻，却可能会存在隐忧，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要回到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上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张立波教授，结合《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和《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两本著作以及个人的经历分析了“女性何以被问题化”，指出所谓的“国民性、新女性、女性、女权”都是构建出来的。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教授主持沙龙，他说，女性不仅是“半边天”，而且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承担的教育功能远大于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在社会、民族、国家中起着重要的凝聚、纽带作用，具有无可比拟的“韧性”，中国文化相对西方文化更像一种女性文化，它的韧性更强、生命力更强。
女性问题、国民性问题始终牵连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对女性的关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次文化沙龙上，各位专家各抒己见、热烈回应，气氛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