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超凡
去年腊月二十六才回家，和往年一样，几乎每一次回家过年都能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又有不少人家盖上了漂亮的新房子，政府将村里最后一条黄土路进行了水泥硬化，还投资对道路两边所有的房子进行了复古造型处理，家乡的面貌在本来已经有的巨大改变基础之上再次焕然一新，这都从乡村的层面上展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除了这些视觉上的改变，家乡的变化同样体现在听觉和嗅觉上，听不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也嗅不到浓浓的火药味，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原因，即今年家乡实现了全面禁放，这一禁令让这个年过得有些不一样了。
今年的禁放首先由政府倡导。从腊月初一开始，当地政府就下达了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并制定了相关的处罚决议，其主要形式是对不遵从禁令的村民进行罚款。政府禁放的原因很充分，首先是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其次是鞭炮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包括被烟花爆竹炸伤和引发森林火灾；最后是避免铺张浪费，减轻村民在烟花爆竹上的经济负担。
鞭炮在家乡的文化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鞭炮象征着红火，被赋予辟邪的功能，鞭炮几乎会出现在所有重要的文化活动程序中，包括亲朋好友间年前的辞年与年后的拜年，庆贺团圆的团年饭，除夕的傍晚为祖先上坟“送亮”，跨年关时的“出行”庆典，等等。但令人意外的是，对于“禁放令”，村民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几乎是政府一出台相关政策，村民就随即停止了燃放鞭炮的活动，禁放的政策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让人难以接受。在与家人的交流中，不少人告诉我“禁放是个好事，禁放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对于村民而言，禁放的唯一不便之处在于“好像不热闹了”，但是有着更多的好处，首先就是过年的花销减少了很多；其次是禁放确实减少了污染；最后是禁放让所有需要使用鞭炮的文化程序都变得简单了许多，特别是燃放鞭炮之后的垃圾打扫，这在往年往往都是一个“重大工程”。
事实上，近年鞭炮燃放带来的问题日渐严重，很多村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鞭炮的厌烦，但是身处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没有人能够独自对这一传统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规范，其结果是所有人都只能被动地忍受。如今政府出面禁止，正好适应了当下村民的生活需求，因而才会形成禁放不仅没有遭到村民的抵制，反而轻易就被村民接受的现状。禁放背后似乎是村民与政府的“共谋”。
禁放之后的村庄并没有就此陷入宁静，村民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手段来制造热闹的气氛，村里这几年已经通了网线，村民也用上了智能电视、智能音响设备等，有的村民选择将电视切换至音乐软件，大声播放新年主题歌曲；有的村民则是用智能手机连接智能音箱，用音响播放鞭炮声来代替放鞭炮；在“送亮”扫墓的过程中，村民则是用电子灯代替了传统的蜡烛……
禁放似乎并没有给过年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在农村社会同样发生进步的背景下，人们有了足够多的方式来应对禁放带来的不便，不仅如此，在种种新方式的创造中，村民有了进行再一次选择的自由，也得以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新的个体需求下来选择自己庆贺新年的方式。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农村了，这种变迁既包含了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包含了人的变迁，最终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村民需求的变迁。在鞭炮问题上也是如此，对于需求和认识已经发生变迁的村民而言，鞭炮对于过年已经不再是必须品，而意味着不菲的花费与污染；与此同时，过年的喜庆气氛也已经不再需要依靠传统的鞭炮来制造，而是有了更多的替代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放鞭炮这种传统文化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政府作为一种外在的组织性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适时的改变，使之更为贴合村民的生活需求，这带来的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而是传统文化的进步。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