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妇女权益依法依规进一步得到保护。图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中妇女权益维护宣传活动现场。
图片来源：江苏女性e天地
疑监管部门失职15% 调侃“中华女德”微博20% 谴责“女德班”
29% “女德班”的奇葩言论31% 其他 5%
▲ 中小学男教师稀少引发社会热议。图为一男教师在带领学生们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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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巴车坠江舆情关键词
“离婚冷静期”规定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朱慧卿/作
2018年，网络态势总体平稳向好、正能量充沛，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新趋势。就妇女儿童网络舆情传播来看，网络舆情中群体极化效应放大性别刻板印象；公共政策调整中的女性权益保护问题引发舆论关注；网络爆料推动防治性骚扰新规出台；儿童受伤害问题频发，呼吁更完善的社会保护机制。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发展新态势要求政府、妇联组织、社会各界履行好推动男女平等的职责，助力全社会进一步建构男女平等的共识。
■ 策划：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编辑部
■ 执笔：特邀舆情观察员 南储鑫
2018年，互联网上热点话题丰富，舆情热度高位运行，网络态势总体平稳向好，正能量充沛，但网络舆情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新趋势。一系列“惩治并举”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标志着互联网治理进一步深入，互联网言行边界更加明晰。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重点，从敏感议题、重点网民转向网络平台，法律法规特别强调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全国部署“净网2018”“护苗2018”互联网犯罪治理行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公布《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等法律法规，推动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网络生态持续趋好。
就妇女儿童网络舆情传播来看，由于短视频发布门槛较低，契合当下网民移动化、碎片化、快节奏的阅读模式，加上短视频比文字、图片更具“真实感”，因此易增强网民信任感与参与感、推动舆情快速发酵及广泛传播。网络舆情中群体极化效应放大性别刻板印象问题持续存在。公共政策调整中的女性权益保护问题受关注，全面两孩政策下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离婚冷静期等问题引发舆论关注。网络掀起一波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爆料，推动防治性骚扰的一系列新规出台，但从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的偏见持续存在。儿童受伤害问题频发，呼吁更完善的社会保护机制。舆情观察员认为，网络舆论工作离不开对舆情规律的把握，通过对年度妇女网络舆情、儿童网络舆情的梳理，我们期待发掘并研究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律，为观察网络舆情并加强舆情应对提供经验借鉴，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完善网络治理提供参考。
1 妇女网络舆情中群体极化效应放大性别刻板印象
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对网民的技术赋权，让“人人都有麦克风”，互联网内容的话语建构方式从以调查记者、资深博主为主导的精英话语，向以用户社会关系为需求的大众话语下沉。但由于网络群体极化、互联网信息分发过程中产生的“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等原因，社交媒体上网民的公共意见、意识形态存在相互区隔的现象，网民不再满足于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一家之言”，而是倾向于采取用户与媒体“共建事实”的方式探求“真相”，不过，这也导致了网络舆情炒作、非理性表达被大量传播，加之传统性别观念和认知延伸至网络领域，放大网络舆情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女德班”、女司机污名等贬损女性价值的舆情引发关注，家庭暴力相关舆论中存在性别双重标准。
——贬低女性价值、有损女性人格尊严言行依然持续
2018年，温州市出现的未成年人“女德班”持续引发网民关注，授课内容包括“男为大，女为小”“婚姻四项基本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婚”“女人化妆就是低俗”……这种一再出现的“女德班”关于男女关系和女性角色规范的说教，以恢复夫妻人伦秩序之名挑战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固化了女性的卑弱地位和依附角色及父权制权力结构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并规训女性对其身份的认同和顺应，严重贬低女性价值和损害女性人格尊严。同样贬低女性价值的还有，情感类知名博主Ayawawa在微博上发布“慰安妇”制度至少能让女人留命的“女性性别优势论”，以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公开演讲中称“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而对四川广安市“严书记”的落马，网络上一片叫好声，“实力坑夫”“被前严夫人坑了”的讥讽声不绝于耳，人们熟悉的“红颜祸水”论调也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果不能对这些陈词滥调保持性别敏感的“玻璃心”，那么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并非不可能。
——群体极化效应下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
群体极化指身处群体中的成员在群体讨论或群体行为中更倾向于使初始观点得到加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凯斯·桑斯坦教授认为，“毫无疑问，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在爆出的一些妇女网络舆情事件中，因为对女司机等群体存在先入为主的性别刻板印象，以致于网民并没有去关注信息的真实性，就开始归责女性，并对女性进行口诛笔伐式的舆论审判。10月28日重庆万州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轿车相撞之后坠江，最终造成15人死亡。这起悲剧性事件在舆论场中迅速引起热议，由于相撞的小轿车驾驶员是一名女性，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偏移，突然变成了对女司机的声讨，众多媒体蓝V在第一时间发消息称涉事女司机为逆行肇事，带动自媒体参与讨论。当地警方迅速辟谣称：公交客车越过中心实线，而对面行驶的小轿车为正常行驶。出现这类问题，主要原因是现实社会延伸至网络场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如果说司机是一种技术资质，那么传统观念中“女司机”称呼更多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事故因素，舆论仅凭女司机的存在就贸然断定事故原因，并且通过网络传播“集体有意识”地建构女司机肇事的故事。
——家庭暴力相关舆论存在性别双重标准
男性施暴的问题因为被认为是家务事而存在选择性忽略的倾向。2018年9月份，有网友通过微博爆料公交车上女子被男子强制猥亵，欲逃走却被男子暴力阻拦摔回座位事件，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媒体跟进的信息表明，事件发生地的北流市某派出所警方表示，“这是两夫妻的事情，家庭矛盾。没有结婚证有小孩，是事实婚姻不是法律婚姻……警方已经告诫男方不要使用暴力。”实际上，家庭暴力不是私事，而是社会公害，是违法犯罪，绝不是“家庭矛盾”“两夫妻的事情”可以搪塞过去的。当地警方的回应，也表明公权力机关处理家暴案件中性别平等理念的欠缺，忽略了女性家暴受害者的伤痛。而女性施暴者的家暴因为娱乐化而得到更高关注。贺兰县法院2018年发出的第一份以男性为保护对象的人身保护令，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感慨“性别一换，评论过万”，毕竟不少女性受家暴的事件都因为缺乏舆论的足够关注而销声匿迹。同样引发舆论狂欢的还有张雨绮家暴案，因为被曝持刀与袁巴元争执，网络舆论为了塑造一个彪悍的张雨绮形象，就将持刀家暴美化成洒脱的“女汉子”。需要明确的是，“家暴”无关性别，男女都会受到伤害，都需要依法处理。家庭暴力选择性忽略女性受害者和娱乐化关注男性受害者、女性施暴者，体现了家庭暴力相关舆情中，网友的双重标准，遮蔽了性别权力不平等结构中女性遭遇更多更严重家暴的事实。
2 公共政策调整中的女性权益保护问题引发舆论关注
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决定的输出，是对全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而公平分配社会价值是激发社会活力最重要的途径。传统公共政策通常忽略性别因素，只有让女性的需求、利益纳入公共政策之中，并随着女性需求变化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释放妇女的潜力，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妇女网络舆情的发酵、爆发，推动女性议题进入主流舆论议题中，不断提升公共政策的性别敏感。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共债共签”，避免夫妻一方“被负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专门就保护农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做了规定，依法依规保护农村外嫁女和“入赘婿”的合法权益，最高法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等，都是公共政策保护女性权益的集中体现。但是全面两孩政策下就业性别歧视、离婚冷静期设置是否会影响离婚自由等问题，也引发网民的关注。
——全面两孩政策下就业性别歧视的压力增加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部分地方开始出台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但是也出现了因为生育而对女性进行惩罚的问题。据《检察日报》2018年10月24日报道，一名女职工“插队”怀孕，被单位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引发了网络热议。这种情况下，《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一文提出关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引发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全面两孩和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持续推进，带来就业性别歧视等一系列问题。正如网民评论的那样：“女人不生孩子有错，生孩子也有错，人口红利是全人类的，责任义务都是女性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女人？”因此，不能把生与不生的责任义务都放到女性身上，单方面要求女性坚强起来，承担起建立人口红利的责任、对抗单位的就业性别歧视，也是不现实的，需要有性别敏感的配套公共政策。
——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引发对离婚自由的担忧
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其中的婚姻家庭编草案新增了一个月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草案公布后，该条规定引发网络空前热烈讨论。有人肯定“离婚冷静期”对稳定婚姻、降低离婚率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一些专家认为，此次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只适用于登记离婚程序，诉讼离婚程序中并没有规定。登记离婚程序中的冷静期主要功能在于防止冲动型合意离婚，不必担心家暴受害人因离婚冷静期受到更大伤害，因为家暴案件的离婚通常是走诉讼程序，反家庭暴力法也规定了一系列预防和制裁家暴的措施。但是也有不少人旗帜鲜明地反对，认为离婚冷静期限制了离婚自由，反对意见包括：担心在家暴等因素影响下，离婚冷静期会增加离婚难度；设置离婚冷静期有经济风险甚至人身安全风险。
3 网络爆料推动防治性骚扰新规出台
2018年初,掀起了一波性骚扰、性侵害爆料。随后，这波爆料指涉的范围扩大，从高校扩展到媒体、公益、体育等领域，女性受害者通过网络发声的方式，揭露曾经遭遇过的性骚扰、性侵害行为，网民参与积极，网络反响强烈。
——性侵和性骚扰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的滥用
对那些“被认为”属于性骚扰或者性侵实施者的惩治，网民态度一向坚决，要求依法严惩。在网络舆情发酵过程中，通过性别平等话语的引入，性侵和性骚扰背后一定程度上是权力不平等和权力滥用观念得以传播。此番网络集中爆料向公众展示了女性遭遇性侵、性骚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爆料努力让性侵和性骚扰的受害者消除耻感，毕竟防止性侵、性骚扰的负担，不应只由受害者来承担、不能只依赖于受害者直面各种质疑与压力的勇气。正如一位研究者在网络上呼吁的那样：拒绝消极旁观，分散注意、寻求帮助、直接制止、事后声援……选择相信受害者、声援受害者，而不是惋惜施暴者被毁了前途、不是羞辱发声者“苍蝇不叮无缝蛋”、不是质疑受害者站出来一定是别有用心。
——防治性骚扰的新政策出台
针对网络上不断爆料的性侵、性骚扰问题，如何实现制度化反性侵，特别是建立从举报、取证到调查的一整套制度，如何在职业共同体的内部裁判权与行政权力之间保持平衡等问题，引发舆论关注。一些高校出台了防治性骚扰、性侵害的文件，教育部分别印发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教师的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划定了明确的“红线”，规定对有性骚扰学生行为的教师，任何学校不得再聘用。但也要看到，我国法律上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界定，这让公众对性骚扰的概念较为模糊，很多受害者甚至意识不到性骚扰乃至性侵害问题的存在，更别提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权，这就导致类似“北京马拉松啦啦队员被咸猪手”事件因缺乏具体界定，而限于道德层面的口水战，最终不了了之。
——从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的偏见持续存在
虽然网络舆论对受害女性给予了很多肯定和鼓励，并通过网络声援甚至是“人肉搜索”的方式进行支持，但是“她可以不去男性导师的家”“一个巴掌拍不响”等陈词滥调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是对受害者的责怪，也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看似“善意的提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公众关于施害者才是性侵、性骚扰问题真凶的认知。此外，一些无良自媒体利用性侵害事件营销的恶性事件，比如“空姐乘坐顺风车遇害案”中，“二更食堂”公众号借机低俗营销的行径引发众怒，有网友表示“逝者在二更眼里，不过是一个10w+”。
4 儿童受伤害问题频发，呼吁更完善的社会保护机制
2018年，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幼儿园门口持刀砍伤14名儿童事件、北京西城区宣师一附小校内发生男子伤害儿童事件，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初中生男孩性侵女孩，当地检察官以有利加害方孩子成长为先，介入劝导终于冰释前嫌事件，引发网络热议。此外，快手、火山小视频直播短视频平台传播涉未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等，引发舆论热议。针对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各种伤害问题引发的舆情不断，舆论呼吁建立更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公共政策不断推行
9月，鲁山检方发表文章《鲁山一初中生一时冲动犯错 检察官介入下双方冰释前嫌》，因为用词不当引发网友质疑。文中称，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初中男孩性侵女孩，当地检察官以有利加害方孩子成长为先，介入劝导终于冰释前嫌。有网友质疑，少年犯了强奸罪，为何“被放”？这也反映出一些公权力机关处理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中专业能力的不足和综合保护机制的不健全，为了男性施暴者的成长，而忽略女性幸存者遭遇性侵害的事实。针对未成年人遭受性骚扰、性侵害事件，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与区教育局联合会签的《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被认为是“全国首个反校园性骚扰工作机制”。另一家基层检察单位——萧山区人民检察院牵头，会同公安、卫生等部门出台了《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接诊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侵害案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共同签署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未成年人案件处理有别于成年人案件，不仅有特别程序，而且涉及心理抚慰、回访帮教、社会融入等多个方面。教育部12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从开展预防性侵安全教育、加强教职员工队伍管理等五大方面保障学生安全，预防性侵害学生违法犯罪的发生。
——“娘炮”教坏孩子、基因编辑婴儿等多元化的挑战
新学期开学之际，中小学家长和学生集体观看央视播出节目《开学第一课》引起强烈反感，家长不满的内容之一便是节目中请来了“娘炮”小鲜肉“新F4”表演，会“教坏小孩”。将“娘炮”的男人视为一种问题，本身就是性别刻板印象作祟。实际上，“娘炮”不会把孩子教坏，用“娘炮”骂人才会把孩子教坏。与之类似的，则是网络舆论对中小学男教师缺乏的担忧。人民网发布报道《多地中小学调查：男教师，如何才能留下你？》，呼吁社会关注男教师稀少的问题，而网络上那种认为男教师稀少导致男孩阳刚气质缺失的担忧依然存在。正如报道中所展现的那样，当男性恰恰是因为“教育不是男性的工作”的文化观念而选择远离教师岗位，又因为需要符合传统性别分工中“男人要养家”的期待而选择更高薪的工作时，以加强“阳刚教育”、挽救男性气质、重建性别分工为出发点来解决此问题，更显荒谬。
2018年5月，“河南眼癌女童王凤雅事件”一度引发舆论关注。有微博网友指责小凤雅家属不积极治疗女儿，导致小凤雅最终死亡，有诈捐嫌疑，并因此实名报警。随后“小凤雅事件”的调查却证明，网友的指责是子虚乌有，但是由此给小凤雅家人带来的伤害却并未平息。因为资源有限以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而消极治疗女孩的问题，或许在现实中确有存在，但是网络舆情的发酵忽略事实而野蛮干预患病儿童的家庭问题，也值得反思。11月26日，一则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在微信朋友圈中疯狂传播，相关研究团队贸然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临床操作，不仅严重违反伦理道德底线，严重缺乏科学评估验证，而且对儿童的安全性造成了不可预知的风险，需要全社会更有效的关注。
展望2019年，舆情观察员认为，妇女儿童网络舆情有可能仍将以女性、儿童权益受侵害，以及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认知误区为引入点，通过情绪化表达和理性分析，共同建构多元复杂的舆论生态，推动公权力和公共政策回应。随着网络治理的深化，主流舆论的声音将进一步增强，以个案为切入点呼吁性别平等、寻求社会公正的诉求，依然是网络舆论场的实践逻辑。伴随网络评论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评论议题容易走向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娱乐化，特别是与传统性别观念相交织，相应地可能导致关涉妇女儿童利益的重要议题弱化和娱乐化，难以引发长时间、高质量的讨论。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发展新态势要求政府、妇联组织、社会各界履行好推动男女平等的职责，通过引导公众不断反思性别权力结构下的女性权益保护，在网络传播新平台上实现多角度的思考与多方位的论证，助力全社会进一步建构男女平等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