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
弗吉尼亚·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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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长篇小说《奥兰多:一部传记》问世九十周年。《奥兰多》塑造了一个在都市与田园、西方与东方之间穿行,并在丰富的旅行体验中成长为一位优秀诗人的主人公形象,堪称女性版本的《浮士德》。今日的女性亦应在广袤的世界中充分把握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以“浮士德精神”感受常新的风景、锻造美好的心灵,通过“在路上”的丰富行程,成为更加自尊有为和诗意葱茏的新女性。
■ 杨莉馨
相较于封建时代的闺阁女子,得益于社会文明的进步,现代女性的物质与精神空间已获得极大拓展。然而,我们依旧渴望殊异的风景,向往诗与远方。旅行之于女性知识视野的拓展、人格力量的锻造,以及精神品格的滋养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我们要重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长篇小说《奥兰多:一部传记》。
印证《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女性意识
1924年,伍尔夫与贵族出身的另一位英国女作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结为闺中密友。4年后,《奥兰多》出版,成为伍尔夫献给薇塔的一封炽热的“情书”。伍尔夫自陈《奥兰多》是一部“玩笑之作”,因为她以薇塔的外貌、血统、性情与经历为原型,虚构了一位名叫奥兰多的主人公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岁月中由男性变为女性的奇幻历史。作家虚构了俊秀倜傥的青年贵族奥兰多从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都铎王朝,再到1928年爱德华七世统治的温莎王朝时期近400年的生命历程。但此时的奥兰多并未在时光中老去,而是成为一位楚楚动人的贵妇、一个年轻男孩的母亲。更重要的是,她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成为一位名满天下的诗人。
由于伍尔夫本人的自谦之辞,加之小说中人物变性且长生不老的离奇情节,读者追捧更多的是她最知名的“生命三部曲”,对这部作品并未过多在意。然而,耐人寻味的一个时间节点是,1928年10月,伍尔夫先后两次在剑桥大学发表了有关“女性与小说”的演讲。这即是名著《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前身。当时,与她在剑桥相伴左右的友人即是薇塔。而《奥兰多》恰在当月正式出版。因此,《奥兰多》与伍尔夫的思想探索之间,当存有微妙的关联;或者说,《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女性意识,可以在《奥兰多》中寻得充分的印证。
强调旅行对女性成长的意义
伍尔夫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与文学传统与前辈大师尤其是男性文学大师的对话。《奥兰多》同样可作如是观。如果说18世纪德国的大文豪歌德在其史诗巨著《浮士德》中塑造了一个上天入地、孜孜不倦地遨游世界、探寻人生真理的浮士德博士形象的话,20世纪的伍尔夫则虚构了一个女性的“浮士德”在异域空间中旅行并获得精神成长、从而成长为一位优秀艺术家的过程,由此在丰富阅历、积累经验、开拓人生、提升境界这一意义上,为当今的女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照。
古往今来旅行更多是属于男性而非女性的特权。作为稳定性、依附性与私人空间之象征的女性,在东西方历史上与闯荡世界、承担人间祸福的功业几乎都是无缘的。如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中非但没有女性,女性相反常常化身为妖魔鬼怪,成为男性求取真理的历险中的阻遏与破坏力量;西方文学中,《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以征服特洛伊的“木马计”和在爱琴海上的浪漫历险,受到代代吟游诗人的传颂,而他的妻子珀涅罗珀王后只能幽闭深宫,在纺纱织布中无望地等待20年音信全无的丈夫;到了《浮士德》,中世纪的江湖术士浮士德展现出探索与征服世界的宏大气魄,而他的情人——那位蜗居在德国封建小镇上的市民少女格蕾琴却“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小茅屋里给那个小世界圈住,一心忙着她的整个家务”。
在反思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困境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特别提到了19世纪初女作家简·奥斯丁封闭的闺秀生活对她小说空间想象力的束缚,并感叹《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她的天赋,如果不仅仅耗费在寂寞地眺望远方的田野上,将会有多么大的收获”。所以她尽管看到了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即独立的精神空间的必要性,又辩证地指出:“我想到给人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转念一想,给人关在门里可能更糟。”强调了突破家居生活的庸常,通过旅行理解世界、开拓人生、锤炼思想对于女性成长的关键意义。
伍尔夫本人即身体力行地投入旅行,除了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地,还曾先后两次漫游了土耳其。即便在伦敦和乡间,她也醉心于在漫步中观察五光十色的世态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尔夫的大部分小说均可被视为独具特色的旅行文学,并与逃离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与《一间自己的房间》几乎同时问世的《奥兰多》中,主人公跨界的旅行包含了在都市与田园、西方与东方之间穿行的漫长旅程。通过异域空间的建构,女性身体与心灵的自由得以舒展,由此领略到新鲜的风景,体味到别样的人生,在丰富的收获中激发了艺术创造的灵感冲动,最终成长为一位优秀的诗人。
关注女艺术家的困境与脱困之途
1925年是伍尔夫与薇塔之间关系十分亲密的“蜜月期”。在小说中,伍尔夫亦以同样钦慕的笔触抒写了奥兰多骑马、打猎、射箭、登山时的矫健身姿。现实中,伍尔夫对薇塔刚强的个性、神秘的气质以及作为艺术家的成功赞叹不已,小说中则通过旅行想象,使奥兰多体验了有限人生的多个侧面,由此获得了艺术创造的无限潜能。
虽然伍尔夫本人由于时代的局限并未能拥有与男性一样接受高等教育、成为职业女性,并遨游世界的权利,但她还是在一战之后英国女性先后赢得部分与完全选举权的时代语境下,以浪漫主义的笔法、通过热情的想象塑造了通过地域跨界以实现梦想的女性艺术家的形象。和男性的浮士德一样,女性的奥兰多从个人情感的“小世界”步入开阔的“大世界”,由西方来到东方,勘破了逸乐、社交与政客生涯的浮华与虚妄,最终在创造性的事业中获得了自我满足与实现,只不过浮士德的创造性事业是在18世纪启蒙背景下变沧海为桑田的改造大自然,而奥兰多则是在艺术创造的天地中获得了成功。
由此看来,《奥兰多》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实现了与以《浮士德》为代表的传统旅行文学的对话,关注了女性艺术家的困境与脱困之途,特别强调了女性通过在不同风景中的旅行获得精神成长的重要性。如果说《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房间”固然象征了伍尔夫心目中女性艺术家必备的条件,即经济上的独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格独立与精神独立,“房间”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伍尔夫对冲破男权文化篱藩的女性异质空间的呼唤。
今年恰逢《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奥兰多》问世九十周年。我们发现,《奥兰多》这部小说如其塑造的主人公一般,体现出跨越时空的生命力。今日的女性更应在广袤的世界中充分把握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以“浮士德精神”感受常新的风景、锻造美好的心灵,通过“在路上”的丰富行程,成为更加自尊有为和诗意葱茏的新女性。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