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的40年间，沧海桑田，中国巨变。40年峥嵘岁月，这是中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奋发图强、砥砺奋进的40年，也是中华文化蓬勃发展和文化产业不断壮大的40年。
曾记否？40年前，歌剧可能还是很多人闻所未闻的艺术，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何为唱片机，能在音效一流的大剧院聆听古典音乐更是一种奢侈;40年前，一场露天电影可以使“万人空巷”，即便是坐在电影院里的人们，能欣赏到的电影种类也十分有限;40年前，中国只有单集短剧，还没有电视连续剧的概念，而电视机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依然是“稀罕物”……如今，人们一度单调沉闷的精神文化生活已变得丰富多彩，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宁静的乡村，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文化消费模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40年来，中国在电影、电视、戏剧、音乐、展览、出版等方面的成就数不胜数。今天，让我们倾听两位资深媒体人记忆深处与音乐和电影有关的点滴故事，一起回望岁月流转中文化生活的日新月异，虽然这只是我们伟大祖国40年文化生活蓬勃发展中的小小缩影。
■ 刘放
电影这项由外国人发明的玩意儿，在中国如鱼得水。有两大特点作证：一是观众最多，二是演员最多。电影从它一问世，不，甚至是尚在母腹之中时，就决定了它喜欢人多的特点。没有哪个剧院的观众，没有哪场音乐会的规模，能够与电影PK。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观众也是最多的。中国的电影，如《南征北战》中军队浩浩荡荡的壮观场面，外国的电影，没有这个底气。所以导演张艺谋聪明，题材需要，他就爱调动千军万马，形成人山人海、人多势众，馋得大洋彼岸电影娘家的名导演们一愣一愣的。
在中国电影观众海洋中，我当然是其中的一滴水。灵魂出壳退避三舍看去，倒也从这一滴水中，看到了太阳的五彩斑斓。
少年时代我在湖北大冶刘胜二乡村看露天电影，场面浩大，细节众多。一般都是在打谷场上竖立两根柱子，拉上白色的银幕，孩子们早早地搬动附近的砖头石头在银幕前占座位，家境好点的，当然会搬动家中的凳子，即便是非常普通的凳子，那也有了比拼财富的味道。凳子一来，就像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立刻将那些砖头石头映衬得萎缩下去，上面的小主人们也相应或垂头丧气，或趾高气扬。
很快，就发现周围邻村的人都赶来看电影了，打谷场明显容纳不下。更何况打谷场上有时放着农作物，还有很多的干草，如果让烟头不慎点着，可就是大祸一场。于是，转战村边的山野，坟堆、树枝丫，都成了特别的“包厢”。一棵树上有一两个孩子倒无妨，不过像树上栖息了一两只大鸟，树晃晃悠悠，别有意味。但上去的人多了，尤其是后来的大人因人多看不见银幕，情急之下不管不顾，也往树上爬，只听得咔嚓一声，一时哭声骂声四起，看电影的人目光齐刷刷循声转向，电影之外陡然出戏。
看一部好电影，往往是一个村子放，下一个或两个村子在等，如当时的越剧《红楼梦》电影就是这样。但等放映组到了下一村，上一村看完电影的人意犹未尽，还会转战下一村，或者再下一村。这样连轴转着看，如同滚雪球，粉丝如云，算点击率的话，随便就是一个十万加。
我许多时候干脆到银幕的反面看，倒也落得清静不少，完全能够看清人物的动作眉眼。好玩的是，所有人吃饭写字打球打枪，一律都是左撇子。突然想到，如果要拍摄一部描述这种露天电影题材的电影，电影银幕前后编织一些爱恨情仇的情节戏，倒是非常有意思，绝对是新颖而从未表现过的中国乡村文化角落。
一晃，我进城读书并在城里工作了。
城市文明，将电影和观众都关进了影院。影院自然也就大同小异，此时该是应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俗话，即便观众潮涌，那也秩序井然，值得说的就是电影内容。中国的电影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
从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是“中国的新闻简报、阿尔巴尼亚的偷偷盗盗、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到陈凯歌和张艺谋们的迅猛崛起，中国的电影与老美的好莱坞尚有距离，但相对原来比我们都强的几个小兄弟，我们一下子就超出了太多。甚至让当初我们爱得要死要活的印度电影，如《流浪者》《大篷车》《奴里》等等，都相形见绌了。
这个时候的中国电影，明显从形式到内涵，都出现了大飞跃。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等，都耐看。如小说家阿城的小说《孩子王》改的同名电影，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改编的《边走边唱》，因为小说本身就非常好，电影也就差不到哪去。
到了张艺谋，更是发展到了极致。他太聪明，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于是他联手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一下子就弥补了文学上的短板。他被媒体称为“老谋子”，其实是褒扬他的老谋深算，从与陈凯歌扛机器搞摄影《黄土地》《大阅兵》开始，他的镜头技巧在国内首屈一指，从《老井》连摄到演，再到与莫言联手首导《红高粱》，一下子完成了“三级跳”，这奖那奖也是盆满钵满。而且，他不但俘虏了一个莫言，还相继招安了刘恒，《菊豆》就脱胎于刘的《伏羲伏羲》，而且由刘自己操刀写本子。之后，又有余华的小说改成同名电影《活着》，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将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成《秋菊打官司》。还有后面的《山楂树之恋》《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等，都是他与作家联手的产物。可是别误会在下是在说老谋子只会借风过江，不不不，其实他也是在捧红了一个个作家，绝对的是双赢和多赢，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不得不浓墨重彩地提他这个电影人一笔。
我看电影，我更看小说，大多是先看了小说再看电影。我尤其喜欢刘恒的小说，以及将小说改成的电影。而《秋菊打官司》，张艺谋更是将小说的场景搬到了他的故乡西北，在高亢悲催的秦腔板胡咯吱咯吱尖叫和老腔的“走哇——”的感慨中，他鲜明生动、义薄云天地讴歌了生养他的故乡父老，同时锻打烧制出大红大紫的巩俐，照亮世界影坛。至此，他不露神色地打脸了那些骂他只会暴露中国农村落后来讨好外国人的国人。他爱国，爱乡土，爱到了心坎和骨髓中。谁说他不懂文学？他懂，很懂，不过他不是文学中的韩信，而是文学中用韩信之才的刘邦！
在人才济济的苏州，我做了多年的文化记者，与影院一直保持工作上的关系。
比起北京、上海等电影大市场，苏州当然是小弟弟。但苏州去年的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全国城市排名第九，是全国首个票房破10亿元的地级市。苏州电影院的建设速度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目前苏州共拥有电影院143家，屏幕957块。
我自觉是一个多少有点文化情怀的记者，我有时因工作需要，要去看一些电影，他们不收我的门票，我也拱手道谢，心安理得地进院观赏。但家人如果要看电影，陪老婆儿子去看电影，我会谢绝他们的好意，规规矩矩购买三张门票。我是来进行电影文化消费的，我不再是看乡间的电影，金额多少姑且不论，区区几张门票也算是为中国的电影产业点上绵薄的一赞吧？我在自己的新闻作品中，为苏州电影市场鼓与呼，发出自己的声音：苏州影坛何时能刮起苏派“江南风”？
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有苏州籍著名导演王为一、严寄洲，还有著名演员唐纳、陶金，都是中国电影天穹耀眼的星辰，其中王为一和严寄洲还获得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后起之秀，如导演苏舟和吴卫东，也推出过一系列叫好的影视作品。至于电影《满意不满意》《小小得月楼》等，还带动外地游客“按图索骥”来苏寻找，成为艺术意境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典型案例和佳话。过往的辉煌历史证明，让苏州成为电影界的“江南盟主”，并非完全不可能。
回到当下，苏州当代电影文学力量大有“青出于蓝”之势。首先一杆“大旗”，便是陆文夫先生。陆文夫的小说带有典型的江南特质，写苏州小巷是一绝，其中由潘虹主演的《井》，尽显江南风情。此外，科技干部金伯弢编剧的剧本《姑苏一怪》，一不留神就让长春电影厂拍成了电影，于1988年放映，主角是演“济公”的游本昌。足可见苏州电影人才卧虎藏龙，基础雄厚。后来，又有范小青、苏童等作家的小说推出的影视作品，再次引发影坛对苏州这块沃土的关注。姜文也与叶弥联手推出高质量的影片《太阳照常升起》。
演员阵容上，郭真、韩雪等极富潜力的苏州籍演员，演苏州题材的作品自然“接地气”。苏州年轻作曲家王之一近年多次与张艺谋合作，成效极为可观。值得一提的是，他获得的不少作曲奖项，还都是国际影坛上的大制作，倘若有帅才振臂一呼，影坛刮起苏派“江南风”，大有可能。
一直有些美中不足的想法是，中国电影译制片自从童自荣、乔榛、丁建华等著名配音演员后，出现了持续的式微，很少再有配音演员达到他们的成就。慢慢，我终于想通了，那就是国民的文化素养在提高，许多人更愿意看打字幕的原版片。比如我家太太是学英语的，她总想利用看原版电影的机会，提高儿子的英语水平。客观上，的确在消费电影的娱乐中部分达到了功利的一箭双雕，儿子高考时英语还不怎么显山露水，而去年考研，在总分上帮了大忙，四年本科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奖学金，今年进校读研一就因为分数高美美地拿到了1.7万元的奖学金。我们在看印度的《摔跤吧！爸爸》和美国的《马戏之王》时，就专门挑原版片看，似乎就是出于一种感恩和答谢。
“蒙太奇”是电影制作运用最多的手段，一个镜头与另一个镜头的叠加，“不是两数之和，而是两数之积”，从我这大海的一滴水看过去，观影岁月中的林林总总，也似乎不乏有让人心动怦然的东西吧？
祝福你，共和国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