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秉文
我的散文集《我生命中的世界名人》出版以后，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在法国生活了几十年，认识的朋友当中，肯定也有一些普通的法国人，为什么你只写世界名人呢？ 难道没有普通法国老百姓值得你书写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有的。”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写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希望自己能先写出主要的人和事。有的时候常常被一些杂事干扰，耽误了时间，事后禁不住自责。尽管我自觉身体尚好,但是，也不免提醒自己毕竟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我还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分出轻重缓急。可是，最近我突然醒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过去写出的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他们在生前甚至并不知道我对他们的热爱和敬佩。这是我常常感到遗憾的。今天我要写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国老太太，她叫维尼亚。我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我想趁着老太太健康活着的时候，让她看到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人，为她写过一篇文章。就像平时我送给她一束鲜花时，加上一张便条，写着“愿这束鲜花能给你送去欢乐，温暖你的心！”
记得我刚刚搬到这座大楼时，几乎举目无亲，没有什么人主动和我说话，只有一位看上去至少有80多岁的老太太，每每见到我，总是主动向我打招呼。按照法国人的习惯，我是不能询问她的年龄的。她的头发已经全部发白，而且泛着微微的银色，每天总是梳得整整齐齐，从来没有一缕散发露出来。
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上身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花衬衣，下面配的是灰色的裙子。后来，我发现，她几乎每天更换装束，从来没有重复的。我们熟悉以后，她告诉我，退休前她是一家公司的秘书，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字和校对，收发文件，几十年如一日。她没有获得巨额的收入，但也没有沉重的家庭负担。她曾经对我打开自己的衣橱，只见里面整整齐齐地挂满了衣裙，并不奢华，但是件件高雅大方。作为一个高寿的单身法国老太太，她过着优雅得体的生活。
在大楼里居住了几年以后，维尼亚和我相识相知，越来越亲近了。老太太多次给我讲述了他们家的历史。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父亲是反法西斯战士，职业是进步报刊的记者。法西斯当局追捕他，他只好离开家，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自己躲到布列塔尼去了，在那里从事地下斗争。维尼亚的妈妈一个人打工无法养活两个孩子，只好让他们从小就开始自己谋生。当局还逼迫他的母亲，每周去市政府报到，按期坦白汇报她丈夫的去向。因此，他们一家三口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二战胜利以后，他们总算可以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了。然而，维尼亚并没有给我详细描述他们的幸福。直到2007年，我们相识的时候，她早已经失去了父母和丈夫。她告诉我，她已经只身一人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最近几年，令她更加痛苦的是，她又失去了唯一的老大哥。他原来也住在我们的小城里，平时，他常常来看望他的妹妹。可惜，前几年老大哥也病故了。记得那一天，我上楼去看她，想安慰安慰这位经历千辛万苦的老人。可是，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老人还没有流眼泪呢，我却控制不住自己了，于是赶快告辞了。为此，我每每想起来就很内疚。
2016年，更大的痛苦从天而降，她唯一的儿子查出肝癌，住进了附近的医院。按照维尼亚最初告诉我的年龄，她至少已经92岁了，去医院来回一趟至少得走30多分钟。然而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维尼亚低声对我说：“手术不成功，他还是走了！”她说的时候，声音那么低沉，眼睛几乎是闭着的。我不敢抬头，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只是喃喃地重复：“请接受我最沉痛的哀悼！”一个90多岁的白发老太太要送走自己唯一的儿子，这是何等令人痛心啊！从那一天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维尼亚再也没有任何亲人了。我无法想象换了另外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
今年的圣诞节之前，我照例上楼去看她，顺便问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购买的东西。走进她的套间，令我惊奇异常。她的客厅里，有一个长长的酒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中国宋代风格的青花瓷茶具，还有几瓶陈酿，柜台上装饰着中国的彩带。我原来以为她形单影只，难免悲观自闭，看到她把家里布置得那么喜庆，我喜出望外，而且立刻向她学习，赶快跑到中国超市，买回来一棵小松树，上面挂上了各种彩色巧克力和亮晶晶的紫红色彩带。
我告诉维尼亚，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是春节，还有元宵节。我们约定元宵节那天下午一起喝中国茶，同时吃中国元宵。那天，我精心选择了高级花茶、竹叶青绿茶、铁观音以及黄山毛尖。同时，还事先煮好了绿色的汤圆，里面包的是黑芝麻蜜馅。我们还约了另一位法国邻居，三个人一边喝茶，一边吃元宵，一边聊天。聊着聊着，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元宵节过得特别开心。临走时，维尼亚从花瓶里拿出了一只红玫瑰，她说这是特意买了送给我的。
手里拿着那朵红玫瑰，感佩之情油然而生：“真是一个坚强的九旬法国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