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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妇儿工委联合上海科学育儿基地举办“带着爸爸一起来运动亲子活动”。 推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应将男女平等参与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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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他为她”理念 夯实家庭友好政策基石

2018/4/17

上海市嘉定区妇儿工委联合上海科学育儿基地举办“带着爸爸一起来运动亲子活动”。

推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应将男女平等参与家务照料作为重要出发点。从制度设计、策略选择和具体措施执行各环节支持父亲在照料中发挥作用;培育“他为她”理念,以全新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促进职业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将“他为她”行动作为家庭友好型政策的基石,在政策设计、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过程,强调男性参与。

■ 王菊芬

推动全面两孩政策落实要将男女平等参与家务照料作为出发点,改变女性过多承担家务劳动而男性缺位的状况。

从制度、策略和措施切入,全方位支持父亲发挥作用

上海市嘉定区妇联与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课题组共同开展的“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配偶对职业女性的支持”调查表明,大多数男性受访者对家庭中的家务需求和育儿中的照料、陪伴需求是有认知的,也愿意承担部分家务劳动,然而,生育二孩所增加的照料重任及日常家务的内容分配与时间分配,往往被男性主动或被动地划归于妻子“掌控”,并认为是对女性的授权。

形成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性别分工模式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我国目前的生育责任主要由传统的育儿主体——家庭来承担,国家和企业所起作用是辅助的且相当有限。在家庭内部,“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定势和行动模式贯穿于家庭生活决策全过程。尽管调查发现在科技型企业,女职工与其配偶的工资差异小于社会平均的工资差异。但这似乎并不足以有效改变在家庭中育儿所需的经济开销以父亲为主、母亲为辅的性别分工。与之相对的,在儿童所需的照顾方面,母亲是第一责任人,辅以祖辈帮助和向市场购买的儿童照顾服务,大部分男性成为很少提供日常照顾的“缺席父亲”。

显然,要使职业女性配偶进入联合国所倡导的“他为她”行动佳境,需在国家和社会层面都要有所改变,由社会外力推动,促使家庭内部发生变化。例如,建立限制性的、必须由男性享有的、较长的、纳入生育保险制度的父亲陪护假制度,对承办幼托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等。

对于妇联组织而言,在推动社会开展育儿亲子活动时,要不断培育男性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与母亲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等责任的意识,激励父亲参与。例如,上海市嘉定区妇联除连续四年在区级党校中青班开设“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社会性别主流化”专题培训课程,提升中青年干部社会性别意识之外,已经形成在未来购买社会组织开展的各类家庭服务和亲子活动中优先考虑购买和支持父亲参与的服务活动。2017年,在“快乐幸福家,亲子共成长”科学育儿系列活动中,江桥镇率先举办了“带着爸爸一起来运动”的亲子活动,为号召父亲更多地参与家庭育儿和教育工作起了示范引领作用。2018年嘉定区妇联又购买了主题为“家庭教育需要爸爸”的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培育“他为她”理念,促进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

调查显示,工作-家庭冲突为职业女性带来的职场发展压力甚于男性,也令职业女性担心生育二孩影响职业道路,这种女性工作与家庭失衡的困境需要以全新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予以破解,配偶支持凝聚起来的家庭力量应该成为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家庭的重要手段。2014年联合国妇女署于纽约总部发起了“HeForShe”他为她行动,在这场倡导和推动男女平等的全球运动中,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实现性别平等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责任; 男性也将从性别平等中获益; 男女平等可以从点滴做起,男性为女性权益和发展助力不仅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家庭的义务。

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他为她“行动可以在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同时启动。在家庭内部倡导和实现“他为她”行动,必须要消除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影响,重视女性经济学家理论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提出的质疑——“有酬劳动和无酬照顾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构筑的,女性照顾家人的责任是限制她们参与家庭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导致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当前,妇女组织不仅承担着为构建和谐家庭、实现性别平等建言的重任,也是推动性别平等的实践者。应在“寻找最美家庭”等活动中努力发现包含“他为她”的元素、事迹和故事,让新型夫妻和家庭关系,充满“他为她”行动的正能量。

重视配偶支持,将“他为她”作为家庭友好政策基石

家庭友好政策的核心是什么?如何诠释友好的家庭政策?还需不懈努力探索。调研为建立家庭友好政策提供了启迪。

首先,它必须是一种自上而下带有强制性的公共政策,其结果要有助于实现家庭成员地位平等,有利于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其次,家庭友好政策必须有助于家庭各类功能完善,包括家庭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三,家庭友好政策必须有助于实现家庭成员间资源共享和平等受益,包括生存和发展的时间资源和财富资源。从宏观层面看,可以指政府为有儿童及老人照料需求的家庭提供的生育假期、照料服务、税收优惠和弹性工作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安排;从中观层面看,是企业和社区为员工家庭和居住人口在育儿、照料和生活便利等方面积极提供各类服务和帮助的设施;从微观层面看,是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代际亲属之间实现相互尊重、理解和情感支持的道德保障。显然,将构建性别平等的家庭关系作为政策切入点,帮助妇女解决家庭-工作平衡,应该是友好家庭政策的核心。

计划经济时代,较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除了得益于社区和企业办托育机构和社区食堂,还有家庭内部照料事务中男性的高度参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不会忘记的是“早高峰”时,丈夫怀抱幼儿陪伴妻子将孩子送入单位幼托机构后,再自己匆忙赶路上班的情景。此外还有绝大多数单位分配福利住房或吸纳职工子弟就读,都以方便女工上班为主的政策。经验证明,女性因孩子无人照料而不愿生育,表面上看是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实质上是男女性别不平等关系在家庭和社会的反映。

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决不应该孤立地、单方面地、脱离社会发展现实来看待。要改变女性过多承担家务劳动及男性在家庭照料事务中缺位的状况,不能仅从妇女本身出发,而应该从男女双方的关系思考。为此,在政策设计、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过程,要确立新视角,让配偶支持作为家庭友好政策的切入点和判断点,在家庭照料事务中不仅要关注男女两性的权利平等,也要倡导男女两性的责任平等。让“他为她”行动作为家庭友好政策的基石。

(作者为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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