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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宪法，使得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具有了法律地位和效力。本文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新“自然”概念将女性与自然重新关联起来，赋予了双方同等的尊严和地位。人类要在承认自然本身具有本体论存在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具有开拓性思维的认识论，并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宪法。由此，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便具有了法律地位和效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必将化为每个公民在追求“美丽中国”梦想过程中的实际行动。无疑，人们对于自然的理解和解释直接影响到与自然共处的实践。什么是自然？这一问题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语境中有不同的回答，在女性主义理论中也同样出现过争论。
在西方哲学二元论中，自然处于劣势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西方哲学问世以来便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呈现出一个类似于文化/自然、精神/身体、主体/客体、理性/感性以及男性/女性等可以无限区分和无穷演绎的系列。依据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卡伦·沃伦的分析，这种二元论实际上是一种压迫性的概念结构，旨在解释、证明和维持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某种统治和从属关系，例如，强调男性对女性、人类对于自然的统治地位。
二元论的压迫性概念结构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价值等级制思维。即赋予位于上层者更高的价值、地位和名誉；二是价值二元论，即把事物分成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双方，给予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更高地位和价值，在西方哲学史上，处于劣势一方一直被等同于自然、身体、情感和女性，而且这种概念结构的特权是不能反转的；三是统治逻辑，即形成一种论证结构，证明处于上层者对于下层者的统治是正当的、合理的。
因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都试图解构这种二元论思维所形成的概念结构，以便使自然、身体、情感和女性能从这些思维概念的束缚中，从基于它们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
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对物质的忽略形成了对自然的扭曲
后现代主义哲学也认为，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建立在人类能够客观地把握现实和物质世界基础上，然而事实上，现实和物质世界完全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称之为客观现实和物质世界的东西完全是语言的产物，仅仅在语言中具有现实性和物质性，因而话语是自然、物质世界和社会的唯一来源。
作为一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巴特勒的理论通常被评价为“丢失了”物质，这尤为体现在她关于身体和性别物质性的论述方面。在许多评论家看来，巴特勒试图把物质还原为文化和话语，并从文化和话语中剔除了物质，即便她关注到物质问题，也把物质视为物质化的过程及其结果。例如，巴特勒借鉴福柯的理论思考身体是如何被物质化的，人们如何通过“生物政治”来规训身体以及性别如何卷入一个动态的物质化过程中来，提出一种关于身体和性别如何被物化或世俗化的理论。仅就这些观点来说，巴特勒的理论的确有把物质世界还原为“文化”和“话语”之嫌，她对于西方哲学二元论的女性主义批评解构似乎走得太偏和过于激进，如同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在倒洗澡水时顺势把孩子也倒掉了”。
我们还可以依据巴特勒“物质是物质化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文体，演绎出一系列结论：例如自然是自然化的过程及其结果、性别也是性别化的过程及其结果，等等。显然，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这种从物质中“撤离”的做法会形成对于物质、自然、性别和身体等概念的扭曲性讨论。虽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有解构二元论的积极意义，但人们依旧不能否认自然、性别和身体的物质客观性，因而，如何把这种“现代主义”思维与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式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课题。
女性主义新“自然”概念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例如科学哲学家唐娜·哈拉维和环境女性主义代表斯泰茜·阿莱莫等人开始考虑如何把“物质”重新带入到女性主义哲学之中。哈拉维认为，强调物质基础不仅有助于女性主义批评，也有助于话语分析的发展和变革。她拒绝把话语与物质分离开来，提出“物质-话语”理论。阿莱莫在《未开垦的处女地：把自然重塑为女性主义空间》一文中也指出，一些女性主义者一直寻求摆脱自然，使女性主义哲学研究脱离二元论、还原论和本质论基础。
然而，这种理论倾向却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女性主义理论离自然越远，这个自然就越有可能被重新与厌女症关联起来。因而，女性主义的新“自然”概念不应当把自然视为可供工业生产和社会建构的资源，而要看到“自然是能动的——它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会影响到人类和非人类世界。我们需要有途径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动性、意义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有方法说明在物质的、话语的、人类的和超越人类的，以及身体和技术之间存在的多样性的‘内在行为’”。
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哲学对于自然的这种理解重新为自然、性别和身体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把它们一并看成一种能动的力量，用一种新思维理解话语和物质关系，而没有赋予前者特权和忽略后者。这种观点试图克服被后现代主义所忽略的内容，并保留后现代主义特征，这主要体现于在解构物质和话语二元论的同时，以一种对于能动性和符号力量以及自然、性别和身体物质性的强调来重塑女性主义理论。毫无疑问，这一新思维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倘若以这种理论理解女性身体，便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具有物质基础，有苦乐的感觉，有能够治愈或不能治愈的疾病，因而需要不同的医疗干预。反之，如果仅仅专注于话语和身体社会建构论便有可能忽略身体的生物成分，忽视相应的生命体验和身体实践，无法以创新性的、生产性和肯定性方式从事女性主义医学科学研究。
由此可见，有时看似无关紧要的概念变化和争论却预示着思维方式的变革，并对相关的实践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批评西方哲学由来已久的二元论和压迫性概念结构，女性主义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一度“丢失了”物质，把自然连同性别和身体视为话语的产物，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扔掉了。而女性主义新“自然”概念倡导物质的回归，并把物质和话语、身体与物质，以及女性与自然重新关联起来，赋予双方同等的尊严和地位。此时的自然已经不再是那种彼时的，作为人类生活背景和资源的自然，不再是人类允许尽情自我表演的幕布，而成为人类的皮肤或人体本身。
今天的人类不得不承认自然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有自己的需要、权利、主张和行为，人类需要的不再是改造自然、酿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而是在承认自然本身具有本体论存在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具有开拓性思维的认识论。我们不仅要解构和消除二元论和压迫性概念结构，也要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把美丽中国的梦想不仅当作人类的梦想，也视为自然本身的梦想。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