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女性音乐人自己的努力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比如更换一个更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评委会主席、吸纳更多有平权意识的评委、鼓励唱片公司推荐更多女性作品等。
■ 陈亚亚
格莱美奖是世界音乐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其目的是奖励过去一年中音乐界的出色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一度的格莱美大奖成了音乐界的一次盛会，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音乐界人士以及公众的注意力。格莱美奖有着较完备的评选过程，被认为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代表了全球流行音乐的最高水平，然而近年来它的声誉似乎有所下降，具体表现就是它经常因涉嫌种族主义、保守主义而遭受批评。
2018年1月，备受瞩目的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才刚刚降下帷幕，就遭到了各大媒体和网民的严厉指责，原因是这次重量级奖项几乎全部颁给了男歌手，84个奖项中只有11个颁发给了女性音乐人，其中仅乐坛新秀阿莱西娅·卡拉（Alessia Cara）获得了通类奖项中的“最佳新人奖”，此前呼声较高的一些女歌手及其作品纷纷落选，而唯一一位获得年度最佳专辑提名的女艺人，也是唯一没有被受邀参加颁奖典礼的提名者。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在歌词中表达厌女意识的男歌手却获得了格莱美奖或者提名，这让许多女性以及性别平等倡导者感到愤怒。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格莱美主席尼尔·波特诺（Neil Portnow）如此评论道：“我认为那些灵魂深处充满创意，想要成为高水准的音乐家、音乐工程师、音乐制作人或者想加入音乐工业的女人们还得再加把劲才行”。此话一出更是火上浇油，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风凉话，将女性未能获奖的原因归咎于她们自己不够努力。尽管尼尔在受到指责后赶快解释，称自己表述不当导致了误解，但许多女性音乐界人士对此并不买账，而是马上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他的这一评论完全忽视了女性在音乐界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真正原因和阻碍，只要这样的人还在台上，女性音乐人就永远不会得到她们应得的认可，因此她们要求尼尔尽快辞职。这一呼吁赢得了公众的积极支持，目前该请愿网站上的签名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人，且还在持续增长中。
那么，格莱美奖是不是真的存在性别歧视呢？有人认为格莱美奖并没有性别歧视，因为它的评选程序中并不涉及性别。比如只要你的音乐作品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行，那你在理论上就有评奖的资格。与此类似地，只要你的名字作为创作者或者技术人员在公开出版的发行物上出现过6次以上，你就有资格申请成为评委……以上不管你是男是女，规则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偏向于哪一方。
然而结果如何呢？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90%以上的格莱美提名者均为男性，还不仅仅是台前的歌手，幕后工作者也是如此，而且也不止是格莱美，可以说整个音乐产业都是如此。这项研究还发现，从2012年到2017年的600首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中，只有22.7%出自女歌手，只有12.3%出自女歌曲作家。与此同时，最受欢迎的前300首流行歌曲中，只有2%的制作人是女性。研究者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女人的声音正在从流行音乐中消失”。
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性别中立的评选活动，会导致这样一个性别不平等的后果呢？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对性别平等做出一个界定，即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其中机会平等指个人获得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并不因其性别因素而有所差异，而结果平等则指个人参与社会活动后获得的待遇是否公正。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结果平等才是衡量公平与否的最终指标。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格莱美奖的结果显然不平等。从现实来看，唱片公司推荐的作品可能多数是男性的成果，评委中多数可能是男性，多数评委可能更喜欢男性作品。这样一来，尽管规则上并不涉及性别，但实际在每一个评选过程中，女性都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边缘化，女性自然就更少获奖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请愿网站上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既然女性需要更多的格莱美奖，而现有评选机制似乎离这个目标相去太远。那么可否参考其他奖项的评选办法，将格莱美奖按男性、女性来分开评选。这样做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唱歌方式本来就有所不同。如此一来，两性之间不再有竞争，最好的男性和最好的女性将在各自的奖项中胜出，在不同的空间中闪耀光芒，岂非是皆大欢喜？
不过，这一想法并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它看起来更像是反讽而不是真诚的建议。诚然，女性音乐人在某些方面与男性确有不同，比如嗓音条件以及与此相关的表达形式，但是在激发情感共鸣、陶冶情操等方面，两性音乐人之间并无实质差异。分性别制的评选方法也许能为女性争取到更多的机会，但也可能导致性别隔离越来越严重，加强了性别刻板印象，从而阻碍性别平等的最终实现。
性别平等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女性音乐人自己的努力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比如更换一个更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评委会主席、吸纳更多有平权意识的评委、鼓励唱片公司推荐更多女性作品等，只有当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性别不平等的严重性，认识到自己在其中的责任，积极参与进来做出一份贡献，现状才可能真正有所改变。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