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近年来，贫困农村出现了大量无妻可娶的“大龄难婚男性”，他们面临着幸福感缺失、发展失序和行为失范的困境；特定区域内大量“大龄难婚男性”的存在还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障碍。本文指出，要关注贫困农村“大龄难婚男性”现象，通过婚姻扶贫如期实现精准脱贫，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尹旦萍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近，迫切需要聚焦贫困农村这块“短板”，发现其中被忽略的制约因素，找到相应的应对策略。近年来，贫困农村出现了大量无妻可娶的“大龄难婚男性”，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道 “伤疤”，亟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
婚姻家庭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面小康社会的核心是“全面”。“全面”既包括地域和人口的全覆盖，也包括内容上的全涵括。从微观层面看，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和充分实现，说到底是人民感受到幸福安康的状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家庭始终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成员安身立命之所、生存发展之源。由于婚姻家庭承载着合法性爱、人口再生产、教育后代等多重功能，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除了通过政府和社会营造的公共空间而获得，还通过婚姻、家庭营造的私人空间而获得，两者缺一不可。在婚姻和家庭的港湾里创造和感受幸福愉悦的小康生活，是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愿望。一个对爱与被爱、对婚姻和家庭有着强烈渴望的人，却因为婚姻市场性别失衡而被迫单身，其幸福感必会大打折扣；大量无妻可娶的“大龄难婚男性”充斥的社会，其和谐发展进步的程度也会大打折扣，谈不上是全面小康社会。因此，全面小康社会理应包括人民群众有追求爱和婚姻，建立家庭的机会和能力，婚姻和家庭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贫困地区农村面临“大龄难婚男性”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畸高。随着这些人口逐渐进入婚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演变成为婚姻市场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根据人口数据测算，自2013年以后，婚姻市场上男性过剩人口将在10%以上，2015年~2045年间这一数据更是持续保持在15%的高位，平均每年大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配偶，陷入严重的婚姻挤压。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男性人口偏高的现象。但在低流动性的传统社会，择偶在较狭窄的婚姻圈内运行，婚姻过剩人口呈散点状且大致均匀分布，一定范围内婚姻过剩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少，不足以对婚姻生态和社会和谐构成威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农村人口发生了面向发达地区的大规模劳务流动。由于婚姻市场上女性总体短缺，贫困农村女性得以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人群中择偶，劳务迁移与婚姻迁移相伴而生；虽然男性也参与了劳务迁移，但由于贫困农村男性不具有与发达地区男性进行婚姻竞争的能力，只能在原有的婚姻圈内择偶。而原有婚姻圈内的女性婚姻外迁，导致男性择偶困难。
“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导致男性婚姻困难”这一简单的人口学原理通过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机制表现出来，女性稀缺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将向贫困农村集中，男性的婚姻过剩本质上是婚姻估值低的男性即底层男性的婚姻过剩，婚姻市场野蛮的劫富济贫机制使贫困农村男性成为婚姻挤压的最终承受者，“大龄难婚男性”与贫困农村呈现高度重合的特征。可以预测，即便在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值后，贫困地区男性的婚姻过剩至少还将持续50年，直到出生的“大龄难婚男性”渐次退出婚姻市场为止。
“被迫单身”问题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
贫困农村的“大龄难婚”现象严重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
一方面，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大龄难婚男性”承受着多重压力，生活质量堪忧，缺乏小康社会所应有的幸福感。“大龄难婚男性”无法享受规律的家庭生活和伴侣的生活照料，易形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单身生活导致情感孤独、精神空虚，怀有强烈的挫败感，甚至愤世嫉俗的反社会心态；由于缺乏婚内合法性伴侣，他们要么压抑性需求，要么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规范，以越轨的方式寻求性满足；背负着强大的舆论压力，被排斥于社会交往融合的多种场合，社会支持系统单一；由于没有家庭规划，经济发展能力孱弱。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大量的“大龄难婚男性”积累，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新风险点。“大龄难婚男性”在互联网的媒介下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紧密的“无家、无产、无后”亚文化群体，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障碍。他们往往通过非法的渠道满足性的刚性需求，导致村中婚外性关系高发，同时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低端性产业，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为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在婚姻市场“男多女少”的供需行情下，男方家庭先发制人地争夺女性婚姻资源，助推了早婚早育的风气；“大龄难婚男性”对结婚的渴望被利用，形形色色的骗婚猖獗，许多原本贫困的家庭遭遇人财两空；由于贫困农村的婚姻市场是女方市场，女方具有极其主动的要价能力，导致彩礼、婚房等婚姻耗费节节攀升，许多家庭为支付婚姻费用负债累累，还有不少家庭因为无力支付婚姻耗费而无法结婚；“大龄难婚男性”无法进行人口再生产，客观上抑制了人口增长，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大龄难婚男性”对政府和社会养老高度依赖，未来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贫困农村的“大龄难婚男性”个体面临着幸福感缺失、发展失序和行为失范的困境；特定区域内无数个“大龄难婚男性”微观个体的累加，对区域社会构成极大的风险。而在社会流动的背景下，这种风险会扩大、演变为宏观的社会风险。
应通过婚姻扶贫如期实现精准脱贫
精准扶贫是贫困农村脱贫，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在精准扶贫战略推进过程中，要关注贫困农村“大龄难婚男性”现象，通过婚姻扶贫如期实现精准脱贫，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认识到贫困农村的“贫困”，不仅指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滞后，还包括女性婚姻资源的外流而导致的婚姻贫困。对于“大龄难婚男性”而言，精准“瞄靶”就是解决婚姻难题。脱贫先脱单，婚姻贫困不解决，精准脱贫、巩固脱贫成果都只是一句空话。婚姻扶贫是基于贫困农村的现实需要提出的新要求，是精准扶贫的新内涵和新视角。
婚姻扶贫不能狭隘粗暴地理解为给“大龄难婚男性”“找个老婆”，而是指深入剖析婚姻贫困的原因，探索解决婚姻贫困的出路，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和干预措施，增加贫困地区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估值，提高他们在婚姻市场的竞争能力，提供更多与女性交往交流的机会。在这方面，政府大有可为，如重拳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利用精准扶贫的政策和资金，加快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通过改善教育条件和提供培训机会，提升婚龄男性婚姻市场竞争能力；打造贫困地区男性的婚姻信息平台；规范农村婚姻市场秩序；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探索对“大龄难婚男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等。通过多措并举，逐渐缓解并有效控制贫困农村的“大龄难婚男性”现象，真正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一般项目“精准扶贫战略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男性婚姻挤压问题研究” （16BSH05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