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忘了，我们仍然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和长久地坚持创新，更需要良好的科技政策鼓励创新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才能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赶上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起优势的发达国家，而且还要不指望别人迷路。
■ 张田勘
近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称，新一轮全球变革浪潮或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里夫金所指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学界普遍认同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指的是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这是继蒸汽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又一次全新的科技革命。
无论是里夫金还是他人，都指出和认可中国在新科技革命中取得的不俗成就。里夫金还认为，在这一轮新科技浪潮中，中国和欧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支持里夫金的证据有相当生动的中国新四大名片（发明）之说：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
这四大名片无一不与信息技术相关，如果再加上中国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进步，当然可以认为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进入了世界前列。
例如，中国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系统和“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等。甚至有国际卫星导航界专家称，中国的北斗已超越欧盟的伽利略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
如果细举，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占有先机。但是，如果从全局看，或者，仅从单一的科技视角看，中国现在只是在全力追赶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落后世界的态势上，刚刚有了一些起色，并不足以说明中国与欧洲并驾齐驱，更不能说明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新的科技革命是全方位的，是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物联网、计算机）等引领下的全方位革新，同时也是一场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核心向多个领域扩展、延伸和渗透的技术革命。
作为未来新兴技术旗舰项目之一，继曼哈顿、阿波罗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后，美国于1997年正式启动人类脑计划，并于2013年投资30亿美元用于推动创新性神经技术研究。欧盟则于2005年启动在超级计算机蓝基因上实现虚拟脑为目标的蓝脑计划，此后又在2013年改为人脑计划，并计划投资10亿欧元进行研究。
脑计划如此受重视的原因，当然是在于它在新的大科技革命中的核心地位和中枢位置，因为洞悉大脑原理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对研究人工智能（类人脑）、信息技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脑计划中开发大规模神经网络记录技术、研发操作神经回路的工具、了解神经细胞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把神经科学实验与理论、模型、统计学等整合起来，就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完美统一。
但是，中国直到现在才宣布在今年年底推出自己的脑计划。虽然后来者未必不会赶超先进者，但这需要高瞻的眼界和洞察全局的运筹帷幄。
美国由人工智能软件操控的无人驾驶汽车载客服务已于2016年9月在匹兹堡的公路上试运行，谷歌研发的Alpha Go近年来分别战胜世界顶级高手李世石和柯洁。两相比较，美国已经在向强人工智能发展，中国仅仅在弱人工智能方面刚刚起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注意的是，新的科技革命依赖于“高技术”，这一术语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两位女建筑师合写的一本名叫《高格调技术》的书。1971年，美国科学院出版的《技术和国际贸易》首次收入“高技术”词条，把高技术定义为使用或包含尖端方法或仪器用途的技术。
用高技术创造的产品就是新产品，谁拥有的高技术多，而且拥有知识产权，谁就会引领新的科技革命。
这方面的一些数据，能看出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一是中国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比例很低，很多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科技转化率仅仅为10%左右。二是现在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三是在中国核准的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82%，且技术含量较高；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占18%，且技术含量较低。
他人的美言当然是中国前进的动力之一，但是千万别忘了，我们仍然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和长久地坚持创新，更需要良好的科技政策鼓励创新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才能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赶上发达国家，而且还要不指望别人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