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超、杨玉仙夫妇。 （富东燕/摄）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富东燕
8月28日，在中央三频道播出的七夕晚会上，陈荣超、杨玉仙这对八旬老兵夫妇的爱情故事引得无数观众一边落泪，一边点赞。
落泪，是因为从结婚到退休的33年来，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大部分时间分居两地，1000多封书信见证了他们之间真挚的感情；点赞，则是缘于他们如今把小爱转化成大爱，拿出几十年积蓄捐建了两所希望小学、30多个爱心书屋。
近日，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走进了老两口的家，听他们讲述着自己当年艰苦但值得回味的爱情和革命故事，感受着他们之间浓浓的爱……
亲密的革命战友
陈荣超今年85岁，是四川成都人，杨玉仙小他两岁，是四川广汉人。1949年，他们相继在各自所在地参军，开始了革命生涯。
1950年，陈荣超和杨玉仙的部队都奉命进军西康，解放雅安。那里，便成了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
那时，杨玉仙的文工队要扩大力量，陈荣超所在的教导队普遍素质较高，就让他们到文工队当演员。“我是文工队服装组的组长，最初是我领导他。”杨玉仙回忆说，后来，部队为了培养文艺骨干，就把当时比较活泼的陈荣超送到北京培养，“回来后，他就成了我们的导演，开始领导我了。那时候，他总是说我这个不标准，那个不到位的，我们经常会因为排练，闹出一些矛盾。”回忆起将近70年前的这段故事，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些“矛盾”，让他们彼此逐渐熟识。那年，陈荣超16岁，杨玉仙14岁。
1953年，杨玉仙转业去了北京的坦克学院上学，陈荣超则奔赴朝鲜战场。远在异国的陈荣超时常会怀念祖国的亲人，早已没有父母的他，把这份怀念聚焦到了亲密的战友——“杨玉仙同志”身上。
于是，陈荣超给杨玉仙写了第一封信。
“玉仙同志，我到朝鲜了，我们的工作内容，一、备战……”虽然信的内容都是陈荣超在朝鲜的工作情况，但那时，他已经对祖国这位亲密的战友心生了朦胧的爱意，而突然收到信的杨玉仙，也有所感觉，“我们团那么多女同志，为什么只给我写信呢？”
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荣超用书信为杨玉仙讲述着自己在朝鲜的工作和生活，而杨玉仙的回信总是，好好工作，努力工作。频繁的书信往来，让彼此之间不自觉地有了依赖和牵挂。
由于在朝鲜工作表现突出，陈荣超被奖励了一个月的回国探亲假，他心无杂念地来到北京，拿着从朝鲜特意买回来的大苹果，送给了杨玉仙。尽管依然没有挑明关系，但两个人都感觉离对方的心更近了一些。
“那些苹果特别香，我也舍不得吃，就放在宿舍的书柜里，每次打开书柜，都会闻到浓浓的苹果香。”当年那种美滋滋的感觉至今回荡在杨玉仙的脑海里。
抗美援朝结束后，陈荣超和很多老兵一样，来到北京学习文化知识；杨玉仙毕业后，被分到天津电气研究所工作。
有一次，杨玉仙得了痢疾，躺在床上起不来。她的同事告诉她，说她有一封超重的信在邮局，杨玉仙知道是陈荣超写给她的，她心急如焚，但就是去不了。等身体稍微有所恢复后，她便立刻坐车去拿信，为了马上把这封厚重的信看完，她就一边走路一边看，连着看了好几遍，等看完了发现自己都快走到单位了。“每次我都迫不及待地看他的信。”那时，等信已成为两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坚强的革命夫妻
1956年，陈荣超和杨玉仙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共同的进步让他们的关系也更近了一步：从亲密的战友发展成了亲密的夫妻。
陈荣超说，那个时候，追求进步是选择人的最重要标准，“因为我们都入党了，所以我就跟单位提出结婚的请求，我们单位就到她们单位去了解情况。”
“领导来找我谈这件事，我挺吃惊的，我说，还没到结婚的时候吧，我去找他谈判。”于是，杨玉仙只身来到北京找陈荣超。结果，当天晚上，陈荣超单位的同事就布置了会场，领导纷纷到场，给他们主持举办了婚礼。
“没有谈判成，反而就这样结婚了！”杨玉仙一直觉得这事挺荒唐。
“看似荒唐，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我们是有多年感情基础的。”陈荣超说道。而这多年的感情基础主要依托于那一封封革命友谊的信件。
婚后，两个人依然一个住北京，一个住天津，为工作忙碌着。
那时，从北京到天津的交通很不方便，每逢节假日，陈荣超当天下了班，借同事的自行车骑到丰台火车站，然后坐三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到天津。因为火车班次少，所以大部分时候他都是站着。而折腾到杨玉仙的住处，通常已到半夜，他只能翻墙进去。
有一年，北京先有了蜂窝煤，天津还只能烧煤球，为了让自己的爱人享受到这方便、干净的“设备”，陈荣超就把铁炉子和蜂窝煤一起背到了天津。
那段日子，虽然是两地分居，但毕竟距离不是很远，日子过得艰辛但有滋有味。而之后，两个人的工作经历了十几次调动，一通又一通的调动令让两个人只能靠通信联系彼此。
1967年年初，“这是我调到河南新乡给你写的第一封信……陈荣超”。
“工作重要……杨玉仙”。
1969年春天，“我调到湖北襄樊了……陈荣超”。
1969年秋天，“我也要到襄樊了……杨玉仙”。
1969年底，“我要调回北京了……陈荣超”。
1971年上半年，“我也要调回北京……杨玉仙”。
1971年下半年秋，“我要去山西了，工作保密……陈荣超”。
“工作重要，儿子女儿都想你了……杨玉仙”。
“我现在坐在晋南山间的松石上，看着山下的小村庄花烛罗列，这或许是我在晋南山头上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看到这句话，你一定认为我又要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调动令的目的地是北京，我要回家了，现在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陈荣超”。
…… ……
之后，陈荣超继续为了部队建设依然奔波于祖国各地，一直到1988年退休。退休前，他是总参装甲兵指挥学院学员大队政治委员。
从结婚到退休，他们几乎靠通信陪伴了彼此33年。
“在现代人看来，可能很不理解，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为了部队建设，为了革命建设，我们必须要四处奔波，我们不是个例。”陈荣超坚定地说。
33年，杨玉仙一个人把两个孩子带大，她从未有过任何怨言，反而觉得很骄傲，因为他的爱人是军人。
此前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陈荣超对妻子说，“你辛苦了！”他告诉记者，这不是走形式的话，是他的真心话。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是因为我觉得有的事应该告诉下一代，不要说革命先烈，就说我们这一代，确实为了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做出了很多奉献。这不是唱高调、说口号，这是实话。”陈荣超强调。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了革命工作，我们两个老共产党员不在乎那朝朝暮暮。”这是两位老人共同的心里话。
从小爱到大爱的升华
退休前，陈荣超、杨玉仙夫妻有着“服从安排，工作最重要”的共识；退休后，老两口有了新的共识：关注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成为他们的新事业，“我们还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情”。
2000年，雅安解放50周年，两位老人拿出攒下的20万元，在雅安军分区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建了一所占地1700多平方米、能容纳600多名孩子的希望小学，学校的名字叫晨阳希望小学，“晨阳”取的是两位老人姓氏的谐音。
接下来的十多年间，他们又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以及30多个“晨阳书屋”，老两口捐建的地方有个特点，半数以上都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如江西兴国，贵州遵义，四川宝兴、石棉、康定，甘肃会宁等。
耄耋之年，有着共同的共识，让他们感到很幸福。
陈荣超如今身体不太好。去年，突发心梗，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记者采访的当天，他正在等医院的电话，因为腹部有个主动脉瘤，需要尽快手术。尽管如此，两位老人还经常不辞辛苦地去各地做节目，“我们希望通过镜头，向更多的人传递这种爱心和正能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爱心和精神没有止境，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陈荣超说，“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他经常用来勉励自己的一句话。
前半生献身国防，后半生播种希望；挚爱彼此，更有共同的大爱。这对八旬老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爱坚守、圆满幸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