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须虫
8月25日晚上六点半，青岛交警市南大队的多位民警来到了青岛市八大峡广场东侧的几条马路路口，在这里摆放起了禁止通行的标识。从当晚开始，青岛交警市南大队每天都将对这几条道路进行分时段封闭，禁止机动车行驶，而供市民和几个“暴走团”步行，这样的举措是否合适，引发社会激烈讨论。（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近些年，暴走与广场舞一样在快速地普及，多样化的需求使得城市各类资源供给的瓶颈日益突出。与广场舞扰民相似，暴走也在与车争夺道路资源。而在一些城市，由于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暴走也加剧了人车的矛盾，也因此而发生过冲突，甚至还出现过被撞身亡的悲剧。
解决暴走占道的安全隐患，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兴建更多的场地，如多修建一些城市休闲绿道，供市民步行、骑行，让人车各安其道。不过，城市可能会受到现实的制约，特别是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中心城区，能够腾挪空间用以专门建设健身场所并不容易，很难满足居民就近健身的诉求。
如此环境下，将一些交通流量低的机动车道分时限行，提供给暴走团使用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办法。如，青岛拟分时限行的几条道路，都不是交通的主干道，车流量小且限行后车辆绕道不会对通行形成大的影响，限行提供给暴走团使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对公共资源合理利用的一种尝试。
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提高公共资源综合利用率的不二选择，但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同利益分配的冲突，“限行让暴走团”引发的激烈争议即因如此。类似的问题在高校开放、单位体育设施共享等方面都存在，根源其实在于既得利益者是否愿意牺牲部分权益，将其让渡给其他群体，赋予其分享的便利。所以，“限行让暴走团”除了措施是否合适之外，更关键的还是居民心态是否包容。
在城市密集的空间，功能与秩序调节之间的矛盾往往表现为不同群体之间权益的冲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须求得不同权益的最大公约数，兼顾共同的利益诉求，不能一味追求个体便利的最大化。同理，“限行让暴走团”需要的正是这种包容心态，愿意在轻微影响自身通行便利的前提下，让暴走群体有条件地分享道路资源，安全地健身，从心理上接纳而非本能地排斥，这与公共秩序中的“礼让”理出一辙，都是公共意识必须的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