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须虫
7月29日下午，长春市民马明（化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做包皮手术的经历，“我朋友介绍我到位于长春前进大街上的吉林博爱医院做包皮手术，医院一开始收取了我610元手术费，结果术中临时加项，我最后一共交了一万多块钱的手术费。”（7月31日《新文化报》）
割包皮遭遇“术中加项”并不鲜见，在民营医疗机构时有发生，近两年媒体也多有报道。回顾这些案例，显露出“加项”即“加钱”的侵财实质，也勾勒出一些民营医院低价诱骗、术中挟迫，借行医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丑恶行径。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术中加项当然可能发生，毕竟医疗实务中手术前的诊疗并不必然发现患者所有的病症和病灶，存在手术中病灶被发现且有必要同步手术的可能，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术中加项会存在损害患者公平权益的可能，这并不是手术过程单纯患者同意即可以保证的，因为在手术实施中，患者很容易处在难以拒绝、被挟迫的位置。所以，保证术中加项合理除了征求患者同意之外，必须满足两个前置条件：其一，患者对手术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充分知情权，医疗机构必须履行充分的告之义务；其二，所有手术相关的价格都是公开透明，有据可依，有嫌可避的。
正是囿于手术需要和专业需求的掩盖，一些民营医疗机构选择性地隐瞒信息，凭借自身在手术中的支配地位，故意设置隐蔽的医疗消费陷阱。虽然，这种术中加价属于明显乘人之危的行为，但正是由于医疗本身的专业壁垒，披上“实际需求”与“征得同意”的外衣，即便是引发消费争议和外界关注，大不了把加项的手术费用一退了之。而事实上，许多见诸媒体的案例，都因循了这一处理路径。如此术中加项，欺诈牟利，如被发现只是退费了之，欺诈的风险实在太低。
不难看出，由于医疗的特殊性，无论是媒体监督，还是民事维权，都不足以制约某些民营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的规范。“胁迫式术中加项”，是医疗欺诈的缩影，击中的正是监管的软肋。民营医疗机构近年来乱象频出，催生出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网络舆情事件，凸显卫生行政监管的缺位，以及相关制度的滞后。与民营医疗机构的快速发展相比，至今还没有一部针对民营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监管的权威法律，也没有建立与公立医疗机构监管有明显区别的民营医疗机构监管机制。民营医疗行为界限、法律责任、违法成本系统设计缺位，无疑是亟待补齐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