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朝清
根据1991~2015年25年统计，全国人口流动主要流向三个地区，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2015年，原人口流出地区出现回流现象，四川、重庆、河南、安徽、贵州、广西、湖北和湖南8省市，除河南流出外，其他7省市人口均转为流入，8省市合计流入人口为70.8万人，与2010年相比，流出人数减少818.7万人。（7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透过“人口流出转流入”这面镜子，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和把握现代化进程的脉搏。从之前的“孔雀东南飞”到如今的回流中西部地区，这既受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外需萎缩和就业压力加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和中西部地区改善劳动者生存生态、提升区域吸引力和竞争力密不可分。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让农民工回流本地就业的意愿增强。更为关键的是，外出就业尽管能够让普通劳动者多一些经济收入，却让他们和家人两地分离，长时间、经常性地角色缺席。
“人口流出转流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笔者有几位表兄弟是新生代农民工，早前在广东、福建的服装厂打工，这两年也回到了湖北荆州的小镇上，做起了花木栽植、小龙虾养殖。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让许多人实现了角色回归，让家庭功能更加完整，也让乡土社会更有生机与活力。
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植根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文化基因。在价值实现渠道多样化的今天，中西部地区也可以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人生出彩”的舞台。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人口流出转流入”何尝不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