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须虫
岳母因怀疑岳父可能有婚外情，委托女婿进行调查，女婿梁某飞通过互联网向他人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助岳母离婚。记者获悉，7月5日，肇庆市端州区检察院以梁某飞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7月18日《广州日报》）
女婿助岳母买信息获罪，其实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们违法购买个人信息远不如其能便利地购买到个人的隐私信息令人关注。报道显示，梁某飞通过互联网违法个人信息交易中介，购买了涉及120个人的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通信记录、住宿信息、交易信息、户籍资料、车辆资料等各类公民信息共17588条。
从这些被交易隐私信息类别来看，基本是公共管理、公用服务、商业服务信息，都被对应的机构所掌握，譬如，开房记录公安机关有备案数据，个人存款开户银行有记录，重要资产工商、房产部门有登记存底。显然，这些行业是信息泄露交易的源头，而在网络上提供非法代理服务的后台，还有一个覆盖各个地域、各个行业，比较庞大能够提供点对点实时信息查询的网络，这些人或者是相关数据系统的管理人员，或者是有系统信息查询操作权限的从业人员，即“内鬼”在非法窃取与买卖公民隐私信息，由此串起完整的交易链条。许多被查实的信息交易违法案件都证实了“内鬼”的关键作用。
阻断个人信息买卖不能只靠司法兜底，像个案追究刑责再严，也只是止于末端环节。如何防止个人信息数据源头窃取的“内鬼”出现，始终都是治理此类违法犯罪的关键。毫无疑问，这首先要求具有公民个人信息采集、存贮、保管权力的机构真正承担起与风险匹配的责任，倒逼机构真正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与防护。其次，要消除信息监守自盗的隐蔽土壤，让“内鬼”违法窃取个人信息留下痕迹，能按图索骥查证，使其易于显形，大幅度提高违法犯罪的暴露风险。
诸如此类，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实现的。例如涉及公民隐私信息的数据管理，采取完善的授权凭证与操作监管备案等技术手段，数据查询受限制，每次查询后台都留下什么时间、什么终端、什么人查询等相关记录，什么目的清晰可判。
阻断个人信息买卖亟待延长法治链条，通过立法强化机构对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责任，强化机构与个人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民事赔偿责任，形成共管共治的格局和打防并举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