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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1日是第31个世界人口日，本文关注全面两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抉择。现代生育观念与传统生育文化相交叠，使得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错综复杂。作者调查发现：生育的经济价值对生育行为的影响逐渐式微；家庭结构关系对流动人口的二孩选择有显著影响。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引导需关注并跟踪生育文化的变迁，除经济激励手段外，还应从多维度综合施策。
■ 陈颐
据官方统计，到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将增长至2.91亿，以生育旺盛期的青壮年为主。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也将呈现新特点。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下现代生育观念与传统生育文化相交叠，使得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行为错综复杂。传统的以“儿孙满堂”“传宗接代”为主导的生育价值观，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逐渐遭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注重发展”为主导的生育观念。
本研究在借鉴生育价值观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延伸。笔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实际生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构建了生育价值的理论框架，涵盖了经济价值（与生育相关联的经济利益）、社会价值（与生育有关的社会、家庭网络结构与发展状况）和文化价值（与生育偏好相关的心理需求、价值观与传统文化）。
本研究以福建流入人口生育情况为基础，采用分层抽样对福建三大城市——福州、厦门、泉州外来流动人口中处于生育年龄（21岁~45岁）且至少拥有一个孩子的群体进行调查，共收回有效样本480份。
流动人口生育决策的基本特征
在笔者收集到的样本中，实际生育二孩（及以上）的人数仅占所调查总数的1/6。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少生的文化价值观日渐成为大众的心理趋向；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设计以及城市整体规划都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由此形成了生育文化惯性，社会经济模式也形成了与人口结构相互契合的发展路径与惯性；突如其来的计划生育紧急刹车，使得文化与社会结构一时难以随之调整与之适应。
受教育水平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实际生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女性流动人口选择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就减少27.6%。随着受教育程度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的追求也随之提升，学习工作的压力使得处于正常生育年龄阶段的已婚流动女性延迟生育或减少生育。另外，由于抚养孩子需要父母投入较多时间，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流动人口而言，生育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对生育孩子的需求则是“适可而止”。
一孩性别对家庭二孩生育的实际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调查显示，如果流动人口家庭的第一胎为男孩，实际生育二孩的概率降低，仅为第一胎为女孩的83%。说明流动人口的潜意识中依然保留有男孩性别偏好，生育二孩的目的多为满足男孩性别偏好需求。
生育价值变化影响流动家庭生育行为
生育的经济价值对生育行为的影响逐渐式微。随着外出打工带来收入水平的相对提高，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价值倾向逐渐由物质趋向转变为精神趋向。既有研究认为，一个家庭的生育行为安排，往往以实现总体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孩子消费需求不仅取决于家庭的现期收入，还取决于家庭对未来总收入的预期。以往部分研究中所出现的收入水平与生育水平二者，理论上与实践相背离的现象多是因为忽略了家庭预期收入对生育选择的影响。
家庭结构关系对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抉择具有显著影响。在对生育的社会价值的分析中，笔者发现，夫妻关系越亲密（以“与配偶同住”为指标），实际越可能选择少育；而亲子关系（以“与孩子同住”为指标）对生育抉择的影响则相反。分性别的实证模型显示，与配偶同住的流动人口在少育选择上的发生概率比那些与配偶分居的相对较高（女性高出15.27倍，男性则高出7.8倍）；而与子女同住的女性流动人口选择最多只生一孩的发生比是与子女分居的9.2%，这种情况在男性流动人口中则高达23.1%。这说明，夫妻关系越密切，一般倾向于对夫妻幸福有更多的精神需求，从而减少了从孩子那里获得幸福感的需求；另外，在传统生育文化与城市化的交融之下，养儿育女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多育必然会影响到夫妻在精神层面的追求。相对而言，亲子关系强调生儿育女是个体幸福的来源，这种关系越紧密，生育二孩及更多孩子的概率越高。
文化价值观方面，生育孩子的数量偏好、传宗接代的生育偏好、增加家庭乐趣的生育偏好，这三种文化价值倾向往往使得生育二孩的概率较高。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具体表现为，对孩子数量的偏好会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多育；具有传宗接代偏好的生育者，其只生一孩的概率较低；认为婚姻重在家庭乐趣和幸福感的，其只生一孩的概率将比一般人高出3.53倍。
研究还发现，追求家庭的幸福和乐趣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也较为显著。生育和抚养孩子仍给流动人口家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随着教育和医疗健康成本的提高，大多数父母在孩子的抚养上需要支付更多物质与时间成本，这必然影响家庭内夫妻关系的幸福，因此对于许多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而言，宁愿选择只生一个或不生。
基于文化导向的人口调控建议
上述研究对政策设计有如下启示。
简单地以经济奖惩为手段的生育政策效果式微，未来的人口政策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反思与定位，政策导向需要时刻关注并跟踪生育文化的变迁。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趋势之下，生育政策的实施必须体现文化的关怀与心理的支持，在通过优化产假福利政策，实现生育保障体系多元化的同时，必须关注家庭幸福感的提升；有效的心理疏导，生育观念的调整，生育文明的社区资源共享，皆是未来政策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传统与现代生育文化面前，绝对性“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并无过多意义，需要倡导的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的生育价值与文化；需通过制度设计，尽量发挥文化与社会相互“合意”的一面。
（作者为闽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