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际关系之中，养老不仅包含着经济支持，更涵盖亲子之间的感情期待。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在家庭生命中不断生产着意义，同时也在互动中生产着意义，亲子之间期待着彼此展现一套道德正确的情绪。
■ 刘蔚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互动中，尤其是在农村的养老实践中，养老焦虑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家庭亲子互动的直接经验生活中，并从家庭蔓延至人们生活的农村社区关系网络中。家庭对于任何人的生命都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个体生命是家庭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情绪也只有在家庭中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仍是审视养老焦虑的重要出发点。在代际关系之中，养老不仅包含着经济支持，更涵盖亲子之间的感情期待。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在家庭生命中不断生产着意义，同时也在互动中生产着意义，亲子之间期待着彼此展现一套道德正确的情绪。
个体养老简单来讲就在于一个“孝”字，在家庭养老之中，孝道的知与行并不是子对亲简单的静态单向过程，而是亲子间动态双向的复杂过程。在家庭日常生活实践中，孝道的天平或动态平衡，或动态失衡，无一定论。所谓“孝知”，也即个体对养老、孝道的感知与良知。所谓“孝行”，作为个体外显的行动，乃是知、情、意三者的统一。“孝行”是“孝知”在亲子互动中的直接体现。
在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中，双向度的情绪展现都直接对个体养老的“知”与“行”产生影响，而养老的焦虑程度也游离于个体养老的“知行”之间。个体养老焦虑的产生既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家庭内部亲子互动之间“知行”错位的影响。
在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养老焦虑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外界的不确定性因素直接影响着个体和家庭。老年人和中青年都无法逃避，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中青年的这一问题更加现实和紧迫。
现如今，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已然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也失去原有的活力。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水平依然不高的情况下，老年人与中青年都面对着养老难题，尤其对于以土地为生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在养老问题上具有较高脆弱性的同时，也具有更强烈的养老焦虑。对于中青年来说，脱离土地的外出务工、本地工厂打工所带有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他们的养老焦虑更加凸显。事实上，养老焦虑更多是来自家庭内部亲子互动之间的“知行”错位，也即在家庭日常生活互动中亲子都存在一定的养老焦虑，只是焦虑的内容与程度有所差异罢了。
对于老年人来讲，养老焦虑是现实的压力，也是对子女的一种有意识的情感表达。对于亲子双方来讲，亲子“孝知”受各自成长环境与时代影响而存在差异。在孝道日渐式微的社会背景下，子女囿于工作繁忙、经济拮据、家庭困难等现实原因 “知而少行”，在“感恩”与“赡养”之间呈现游离甚至断裂状态，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行”统一与连续。
另外，在现代家庭生活中，传统家庭等级秩序早已荡然无存，家庭的中心与生活的重心实际上都围绕着孙辈展开，老人对孙辈的照料实际上也是满足自身养老情感的需要，期待以此与子女有更多的情感联结，甚至是从第三代身上获得成就感、满足感以及爱的需要。这种对孙辈的关心与照料是养老焦虑情绪向外表达的“通气阀”。
此外，养老焦虑对于老年人还是达成情感慰藉的一种手段，老年人通过看似威胁戏谑的言语向子女表达自身的焦虑来寻求宽慰。在日常生活中期待子女展示孝道的道德期待情绪也是一种心理预期和安慰，而这种养老焦虑恰是达成心理预期的手段。但久而久之，这种达成目的的手段成为习惯之后，手段便成为养老焦虑。
对于中青年来讲，因为自身与父母辈在成长环境以及个人经历上的差异而拥有自己对“孝知”与“孝行”独特的看法与视域，因而形成了与父母辈有差异的养老焦虑。这种焦虑情绪一方面是父母传递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养老不确定性产生的恐慌，再者是传统孝道式微下与父母道德之间联系衰弱而产生的对子辈孝道期待弱化的担忧。
格尔茨曾言：“失去了强有力的民间传统，个人之间的道德联系也就削弱了。”在传统孝道式微的环境中，养老焦虑既有时代社会的影子，也有亲子两代人在孝道“知行”上的错位的痕迹。养老焦虑不只是言语、情绪的表达，更是在社会生活的直接经验里产生的。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社会变迁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但不应是无解的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