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夫妻，到伴侣，再到情人，反映出了女性与男性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女性在情感上对男性的依附性越来越小，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女性的真正独立。
■ 李进超
就人类情感而言，女性主义者凭着她们的睿智、勇敢和独特的思考方式，往往能够突破单一的男权中心，揭示更丰富多元的人类精神世界。
夫妻：渥斯顿克雷福特的选择
英国作家、哲学家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的《女权辩》堪称是最早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而其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似乎更为同时代的人所津津乐道。
渥斯顿克雷福特曾期待与美国前陆军军官吉尔伯特·依姆雷结为夫妻，而依姆雷只是将对渥斯顿克雷福特的爱看作是飘忽而短暂的浪漫情感。为情所伤的她曾两次企图自杀，幸好被人救起。
之后，在她3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两年，她与英国政治学家、著名作家威廉·葛德文结为夫妻。然而，她却在生下女儿之后，因产后并发症去世。她的女儿玛丽，后来嫁给了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写出了著名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
对于婚姻，渥斯顿克雷福特认为，多数的中产阶级妇女都应该结婚，并待在家里。但她也提出，女孩子接受教育是为了以后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由此来获得自由和尊严，而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和取悦未来的丈夫。
今天来看，渥斯顿克雷福特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希望在婚姻中寻求自我的女性主义者的情感选择，她渴求婚姻和家庭，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情感的正常追求和表达。
伴侣：波伏娃的选择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被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而她与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长达51年的“契约式爱情”更耐人寻味。
波伏娃的性格极具反叛性。19岁时她就发表了一项“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她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在那里和萨特相识。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她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这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基石，她希望女性从内部开始觉醒，不再做男权社会的附庸和玩具。为此，波伏娃在情感问题上可谓身体力行，她同萨特始终没有结婚，但却是彼此最亲密的伴侣；他们彼此真诚相待，且保持着爱情的独立自由。
波伏娃情感选择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一生既非萨特的妻子，亦非萨特的情人，却又兼具此双重身份。作为伴侣，他们一起工作，讨论学术问题，参加政治活动；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住处，相互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他们几乎每天见面，常常一起外出旅行。波伏娃曾表示“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萨特去世后，波伏娃说：“遇见萨特，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情人：阿伦特的选择
汉娜·阿伦特生于德国，穷其一生都在追求思维的乐趣，堪称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哲学家之一。
阿伦特爱上了自己的老师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早已有了家室，于是阿伦特就以情人的身份与海德格尔交往。阿伦特清楚地知道已有家室的海德格尔不可能跟她结婚，但她并不在乎，“如果我失去了对你的爱”，她曾对海德格尔说，“就失去了活着的权利”。对于阿伦特而言，海德格尔就是她的一切，“情人、朋友、兄弟、父亲”。
阿伦特也曾有过自己的婚姻。1940年，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恩里希·布吕赫在法国结婚。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思想独立、彼此宽容的基础之上的，并且相伴一生。到美国之后，阿伦特致力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她的各种著作陆续出版，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应该说，离开海德格尔之后，阿伦特的婚姻是幸福的，她的学术成就也逐渐达到了顶峰。
二战之后，阿伦特又帮助海德格尔走出困境，并将海德格尔的学说传播到美国，在自己所供职的美国大学中介绍海德格尔的思想。至此，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情感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的纯粹精神层面上。
夫妻——伴侣——情人，反映出了女性与男性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渥斯顿克雷福特渴求与异性成为婚姻中的夫妻，这是异性关系较为常见的一种模式，是较为切近、稳固的一种关系。波伏娃与萨特的“契约式爱情”伴侣关系，使两性之间比夫妻多了些松散和自由。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的情人，经历了从情欲到精神的升华，并实现了自己精神的独立。
从夫妻到伴侣，再到情人，女性在情感上对男性的依附性越来越小，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女性的真正独立，因为，精神的独立相对于物质的独立而言，是更难实现的。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