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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知识形成和传播机制的考察，女性主义认识论注意到女性所遭受的认识论不公，修正不公成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键问题。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应对认识论性别不公的两个不同流派，其中，女性主义经验论凭借对女性经验的处理更具说服力。本文借此指出了女性经验批判与建构的双重属性：女性个体经验与统治性观念的鸿沟构成批判，同时也生产出能够对抗旧传统的新话语。
■ 李蕊
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研究。它一般包含的问题有：知识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知识的来源、结构以及限制，知识证明以及可靠性等。认识论在现代发展中超越了传统范围：生理学、脑科学、心理学等的认知科学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认识发生过程的研究；同时知识被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形成了社会认识论。
通过对知识形成和传播机制的考察，女性主义认识论关注女性如何平等和公平地获取知识、参与知识建构等。在这种考察中，女性所遭受的认识论不公显现出来，而如何修正不公成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键问题。
认识论中存在两种性别不公
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现任教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领域包括伦理学、认识论和女性主义哲学。她的著作《认识论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认为：个体被赋予一种“身份权力”，它依赖于包含在社会权力运作中的身份的共享性概念，直接与我们作为认知主体或者客体的认知能力相联系。她分辨了两种认识论不公：当听者对说者降低了信任，就发生了“证明不公”，如警察因为一个人是黑人而不相信他；“解释不公”是指一个人理解自身的社会经验时，社会的解释资源预先将他放置在不公正的劣势地位。如一个人遭受了性侵，但是她所处的文化中缺乏批判性概念，这样她就不能恰当地理解她自身的经验，更不用说以可理解的方式和别人进行交流。
在认识论中，女性首先遭受的是“证明不公”——无法作为认知主体。在理性与感性、规范性和描述性的二元区分中，女性总是与后者相关，被赋予了偏见性的刻板印象。她所陈述或关注的知识被看作是无用的或者是“非科学”的。或者女性积极地分享她们的知识，但是仅仅被看作知识的来源，而非参与性的“声音和角度”。
同时，女性被看作在其通常从事的活动中具有认识上的“优势”，如看护儿童或者烹饪。这种积极性的角色设定和以偏见方式膨胀的可信性评估对她们造成了认知压迫和剥削，因为与这种优势相伴随的，是女性无法胜任其他一些工作或者在某些领域的无知和沉默，而这些工作或者领域优于女性目前的领域。这种在特定领域的认识“优势”和其他领域的沉默，使女性在理解自身状况时遭受了“解释不公”。
女性主义认识论如何修正性别不公
而对于这种不公的修正，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的两大分支——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论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进路。
根据著名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观点，女性主义经验论关注科学认识论，经验上的成功被看作是接受科学理论、模式或者证明假设的必要条件。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导致了“坏科学”的产生，它的修正依赖于更为严格的经验方法和科学研究标准。哈丁认为，女性运动能够使得被遮蔽的偏见以及男性中心主义得以显现，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为关注女性；同时，女性作为研究者进入科学研究，她们将为无偏见的、客观的知识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比较突出的例子有卡罗尔·吉利根关于女性道德推理的关怀伦理学研究，玛丽·贝伦基关于女性理性和知识的思考发展模式的研究。
对于“女性主义立场论”，哈丁如此定义：“它关注在由社会价值和政治议程所指引的研究中，何以能够产生经验上以及理论上更为合适的结果”。女性主义立场论以女性的境遇和经验作为研究的基础，认为女性立场能够为知识提供前所未有的角度和资源。边缘群体的纳入将会引导更为严格的批判性反思，它们的经验对于显示问题的背景预设以及所研究的问题、模式和方法上的限制具有重要意义。女性正是“身处其中的外人”：一方面她们必须理解构成统治性的世界观的假设，而另一方面她们的经验却与这些假设相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发了对这些假设的质疑、补充或者修正。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出，女性经验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寻求认识论公正所依赖的基础和资源。女性的角度是对多样性的参与，这种参与不仅赋予女性以认知主体的地位，也使得女性经验能够被理解和认知。女性主义经验论最终的着眼点依然在于自然以及社会的“科学”知识领域，而女性主义立场论将批判延伸到整个认识领域，甚至“科学的”知识本身也成为批判对象，它指向的是对世界的“更好”的理解。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在克里斯汀·英特曼（Kristen Intemann）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回顾中，她强调虽然两者呈现趋同的“社会性”“情境性”趋势，但她更倾向于女性主义立场论。女性主义经验论中的多样性，关涉不同的价值和兴趣，而女性主义立场论中的多元性关涉不同的社会地位；多样性对于前者而言只是严格考察科学假设的工具，其具体内容并不重要，而后者强调多元的政治和伦理的具体内容。
就女性经验所能造成的内部的破坏性和所获得的权威的支持性来说，女性主义经验论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如哈丁所说，“它保存、保护、保全了对智能以及政治力量的科学质询的理解；使女性主义研究的结果能够进入传统的知识领域……一旦女性主义研究的结果被认为是可信的，她们的主张就会在传统信念的框架内造成巨大的破坏”，并且“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传统的科学哲学家来说，女性主义经验论证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女性经验”的批判性和建构性
女性经验作为一种怀疑主义参与到知识的建构中，它的澄清或者是破坏被看作是权威的知识内容、概念框架或方法。赫尔辛基大学女哲学家约翰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在《 为经验辩护（In Defense of Experience）》中强调，经验虽然出自我们一直浸淫其中的文化和社会传统，但这些传统一直面临反思性的修订。即使女性的性别经验是由父权制话语建构起来的，但女性个体经验与统治性观念的鸿沟构成批判，同时也生产出能够对抗旧传统的新话语。
而怀疑和破坏产生的，是更为客观、全面和丰富的知识。奥克兰大学女性哲学副教授艾米· 哈宾（Ami Harbin）对关于“经验主体”的女性主义哲学所采用的方法步骤进行了总结：关注经验主体的感觉，这种感觉与政治和社会相关；使哲学适应多元经验和实践；建立“反对压迫”的形而上学；理解个体置身其中的关系的全貌；最终写出适宜的哲学。
总之，一方面女性主义作为政治事业，必须致力于彻底的社会变革，提升女性的力量、权利及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认识论使女性经验能够发声和被认可，它改变并不断塑造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认识论公正与政治上的公正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推动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