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乔虹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胜明10日就人大监督工作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执法检查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的重点之一就是校园暴力。
据介绍，全国检察机关去年共批准逮捕涉嫌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嫌疑人1180人，提起公诉2449人，对于罪行轻微，属于初犯、偶犯，能够认罪悔罪的涉罪学生，依法不批准逮捕798人，不起诉688人……近年来，校园欺凌、校园暴力和意外伤害事件频发，且呈现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呼吁共同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让校园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校园欺凌和暴力既是法治问题，也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眼中，校园暴力不只限于身体暴力，还包括语言暴力、网络暴力等具有欺负、侮辱性质的伤害行为。“心理学将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定义为直接欺凌，将通过散播谣言、利用人际关系、煽动他人恶意对待等方式将受欺凌者排除在某个团体之外定义为间接欺凌。”
“校园施暴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贪恋暴力的，他们的施暴行为与社会风气有关，与法律建设有关，也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本身的责任缺失有关。”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商会创会会长、香港利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良认为。
在致公党中央提交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关于构建遏制校园欺凌长效机制的提案》中，校园欺凌和暴力发生的成因被归结为四大因素：一是现有法律条款的滞后，导致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犯罪成本低，威慑惩戒作用大打折扣。提案提出，目前大多数校园欺凌都是侮辱、故意轻伤害等行为，现行的刑法无法对这些行为进行惩处，在实际处理中，即使有公安部门的介入，也只是让加害人的监护人赔偿被害人一些经济损失，无法有效遏制校园欺凌；同时，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没有关于校园欺凌行为对未成年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内容。二是学校缺乏有效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处理机制，教育机构和学校往往出于降低负面影响的考虑，总是倾向于以教育调解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是家庭监护与教育责任缺失。调查显示，参与校园欺凌孩子的家庭普遍重养育不重教育，对子女过分关爱导致了未成年人个性的两极分化，自我和软弱的两极产生加害者和受害者。四是含有未成年人犯罪、色情、欺凌等不良内容和暗示的动漫、影视等低俗文化以网络、移动网络等方式快速传播，产生了不正确的引导。
立法完善、心理疏导、集中宣传，多方发力才能有效治理
那么，到底该如何有效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
“虽然，校园欺凌事件给青少年造成的身体伤害大都可以治愈，但是，事件造成的心理伤害也许终生无法治愈。”许进认为，一定要重视心理伤害的社会危害性和心理伤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建议司法部制定校园欺凌心理伤害程度标准并作为司法鉴定标准予以公布。
许进说：“目前，不少学校已经建立心理健康中心或心理咨询室，但由于是隶属于学校的机构，学生往往不愿意使用。特别当施暴人是老师时，学生不敢向该机构反映，也不敢对家长说。”
对此，他提出，应该在校园内设立或改建独立于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或心理咨询室，由当地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委派心理医生或者合格的志愿者对学生，包括受害人和施暴人双方都进行心理健康咨询、疏导和干预，同时作为向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客观反映情况的渠道。
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关于校园欺凌行为的条文，将预防未成年人之间人格侮辱、轻微伤害、折磨等行为纳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以追究治安处罚的方式惩戒屡教不改和情节恶劣的施暴者；并设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现有制度上进行职能转型，借鉴香港的警司警诫制度——在侵犯行为发生后，警司会对孩子进行训诫，第三次侵犯就会被送上法庭，经训诫后，会有柔性的社工服务介入。
王志良建议，在家长、学生和校园之间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建立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家校联动机制；并明确对于监护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避免以罚代管，形成对监护人的有效约束，使家庭监管、教育责任落实到位。
采访中，许进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校园欺凌和暴力在全球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每个国家都有一套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的办法。比如，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反欺凌日”；英国每年的11月都会举行反欺凌周活动，集中开展相关宣传活动……
受此启发，许进建议将每年的9月1日即秋季入学的第一天作为“平安校园日”，开展预防校园欺凌和暴力的宣传工作：邀请专业人士向学生、家长乃至全社会宣传学生安全和校园安全知识；召开班会，向学生讲授怎样与同学沟通，介绍校园欺凌和暴力的相关知识，培养面对压力、应对矛盾的社交技巧。许进希望，通过设立国家“平安校园日”，将社会、学校、家长、学生和法律的力量组合起来，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让校园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