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坪万达广场上，10名貌美如花的女子，身穿白色婚纱，在人潮中你追我赶，形成一道亮丽风景线。“我是单身新娘，我不害怕单身！”她们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呐喊，向路人递送气球和捧花，引来不少市民驻足围观，替她们拍手加油。 （资料图）
不难发现当前“剩女”定义是出自“男性”之手而非社会学家，是“女大当婚”观念的延引，是大众话语的追随，本质上是男权中心主义社会观念的再现。“剩女”概念是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中遭遇传统婚俗观念挤压出来的一个奇怪概念。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丁秀伟
近日，一篇研究性论文《相亲：成家通途还是两性区隔——基于对“剩女”的访谈》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评论区出现了大量的负面评价。网友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文中不仅反复使用“剩女”一词，以及作者对“剩女”的研究中得出“用女性那种特有的幻想偏好加以慰藉，从而注入迟婚、过度单身状态自我关怀和意义解释”的结论，认为这是作者对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与不尊重。同时，也有人对作者选用的样本提出质疑，认为仅对15个相亲女性进行分析而没有对男性进行研究，缺乏科学性以及严谨性。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独家采访了此文的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在读博士方旭东。他研究的初衷是什么？又是如何回应网友质疑的？
问：您写作《相亲：成家通途还是两性区隔——基于对“剩女”的访谈》一文的初衷是什么？想要表达些什么？
方旭东：“剩女”话语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我是在2010年开始有意识展开对“剩男剩女”研究的，2014年开始相关学术化撰写，其中有四点相关背景引起我的注意。其一是“剩女”话语从出现就没有消失过；其二，在数量上看，未结婚过的大龄单身男女在增多；其三，有关“剩女”的学术研究在增加；其四是商业性、娱乐性、公益性的相亲活动在增多。以上四点是我尝试展开“剩女”研究的客观背景。
有一条私人化因素促成我介入“剩女”研究。2010年我硕士毕业参加工作时已经30出头，算得上是“剩男”。我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婚姻大事”是当务之急，家人的催促以及身处一个陌生的社会关系环境中，让我深感焦虑。上班为了工作，下班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不是不想谈恋爱，问题是压根就不知道和谁谈。随着职场社会关系逐渐熟悉，在了解了我还是单身后，热心的阿姨、大哥大姐们如同发现了宝贝一样，接下来的事情如您所知，我被安排着与不同的对象相亲。我单身的事情甚至惊动了单位的工会主席，后来我了解到，如我这样的大龄单身男女同事都被工会主席约谈过，穿针引线过。还有一次，一位如我一样单身的男性同事问及我周末怎么过的，我提到被他也认识的热心阿姨同事安排相亲去了，他立即问我是不是……他还真猜对了！“你也与她相亲过？”我惊讶地问。他笑而不语。在我被安排相亲中，以及在我认识到如我这样的同道者同事越来越多，其中很多因为背负着同样的苦恼接触机会开始增多，随后到了周末，彼此问的话题更多就是“你怎么样了？”随后我帮人介绍过相亲，也陪与我先前相亲过，后来成为异性朋友的女孩相亲过。我成为相亲的参与者，也成为观察者。记录、思考，围绕“剩男”“剩女”、相亲，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解。甚至，我和一位异性同事朋友一起约定了参加过一次商业相亲会，一边碰运气一边更好地理解大龄单身的烦恼。后来，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同事圈子里没有一例相亲成功的，偶尔获得零星的已婚的曾经同道者的关切，不同人经常冒出同样的话语——别挑啦！
对先前相亲经历的思考，以及在我成家后通过妻子滚雪球式认识的新的大龄单身朋友，有意对其访谈，成为我“相亲”一文的样本来源。有网友认为我“相亲”一文的样本数量太少，导致我的推论不科学。“相亲”一文研究方法是话语分析而非定量研究，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着不同的准则。“话语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并不苛求样本数量；类似一个人的口述史，怎么要求其样本数呢？
问：评论中很多人质疑您为何只研究“剩女”而不去研究“剩男”，觉得您的研究有失偏颇，甚至指责您针对“剩女”。对此您作何回应？
方旭东：对此我想说明几点：其一，我不仅关注“剩女”，也关注“剩男”；前后共计写了10多万字的笔记。即使我只关注“剩女”而不关注“剩男”，在研究范式上可能是值得讨论的，这与我是否有性别歧视没有任何关系。其二，我强调的是“相亲”一文属于学术文章而非什么恋爱秘籍、摆脱单身的葵花宝典。围绕“剩女”话题我共发表了5篇学术文章，先后探讨过“剩女”概念、“剩女”与家庭、社会、个体主义、生命哲学等关系，“相亲”一文只是其中之一。对学术文章好的评价，我认为不在乎其研究什么，而是其怎么研究的、想表达什么更重要。其三，好的学术文章究竟应该是优先让同行看，还是让研究对象或者课题服务对象看，这本身是值得讨论的。如何让学术文章在互联网传播中获得更加有针对性、客观冷静的评价，是学术界共同的任务，我也会思考此事，但是这非“相亲”一文的问题意识，而且该文首发是学术期刊而非互联网。
问：评论中很多人抵触“剩女”一词的使用，觉得“剩女”是男权社会高高在上的男性对未婚大龄女性的标签化以及歧视。您觉得是何原因导致了此种抵触情绪？您是如何定义“剩女”的？
方旭东：综合专家有关“剩女”定义，“剩女”的主要特征是“三高”（高年龄、高学历、高收入）“大龄”及对“大龄”的操作化（即如何用科学、准确的数字表达“大龄”究竟是多少岁）“未婚”。“优秀”的大龄女结婚难是“剩女”概念建构的起点。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优秀女性美好婚姻的期待逐渐演变成委婉的叹息。“叹息”成为当初发现“剩女”的社会情绪。随后那些并非高学历、高收入的大龄未婚女同样被“剩女”概念收编。“剩女”越来越成为通俗用语，已表现出去精英化特点，非高学历、高收入的普通大龄未婚女也被纳入到“剩女”行列。
不难发现当前“剩女”定义是出自“男性”之手而非社会学家，是“女大当婚”观念的延引，是大众话语的追随，本质上是男权中心主义社会观念的再现。大龄单身女性是数量上“一类人”的事实判断，而“剩女”是某种价值判断的社会映像。因此“剩女”概念是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中遭遇传统婚俗观念挤压出来的一个奇怪概念。传统婚俗观念发生作用与大龄有结婚意向的单身现象并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构成“剩女”。
粗泛的“剩女”定义是“大龄未婚女性”，将“未婚”用来对“剩女”定性描述，不合适！婚姻只是许多制度生活中的一种，现代社会个人有拒绝介入婚姻的权利。独身主义者在西方社会多了去了，却从没有出现迅猛的“剩女”话语。婚姻总是对单身者开放，并非只对未婚者开放，并非所有大龄单身者都是“剩女”。在我看来，“剩女”，主要指有结婚意愿但是还没有成家的状态，本质上“剩女”与“非剩女”的区别，只是是否有明确结婚意愿的区别。如果允许我对“剩女”概念予以纠正，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剩女”，是有结婚意愿的30岁以上未婚单身女性。
问：您如何看待经常能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的“剩女”“剩男”问题？
方旭东：有研究者对在中国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被冠以“剩女”之名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与批评，对事业型、高学历女性的独立自强的品质高度赞扬，最终矛头指向男性——中国真正面临的是“剩男”问题。站在男性角度批评女性，或是站在女性角度批评男性，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讨论问题的方式。
我在研究中逐渐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剩男”“剩女”并非两个可以割裂开来的概念，也认识到将其与具有人格化的个人对应起来并不妥当，容易遭受到指责，从而将“剩男”“剩女”问题引向性别之争的误区。在我已经发表的最新的关于“剩女”的研究中，我用了“过度单身”这一概念，摒弃了“剩男”“剩女”概念。前现代社会的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是自洽的，从属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文化秩序。社会时间不对生命时间构成压力，婚配压力既不可能是个人问题，更不可能成为社会问题。过度单身，一方面是对现代社会时间理性化、效率化的迎合；另一方面是对生命时间被现代社会时间挤压的抵抗。迎合与抵抗，二者合力导致过度单身在时间游戏中迷失于时间，典型反映出现代社会时间与生命时间的脱嵌。从而我的研究不再指向某一群体，而是指向现代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塑造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