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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部对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女性形象做出系统研究的著作，《“她者”镜像：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一书具有开创意义。其搜集资料之完备，历史描述之清晰，实属难能可贵。本文梳理了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性别关系，在梳理思想脉络变迁的基础上，指明了研究好莱坞电影中华人女性的重要性。
■ 王富仁
《“她者”镜像：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一书是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写成的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尽管书中借用了部分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但归根结底，该书是从一个中国女人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中国女性的眼光赋予了本书特有的情感色彩。
东西方文化交汇语境下的“华人女性”
如果以一部作品中的性别关系对中国现实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作一个形容，笔者认为，中国的男人更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韦弟，而美国男人则更像凌吉士。中国的女性主义和西方的女性主义是不同的，西方的女性主义涉及的更像是莎菲和凌吉士的关系，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涉及的则更像是莎菲和韦弟的关系。在莎菲和凌吉士的关系中，莎菲是关键，莎菲的独立性必须靠莎菲自己来争取，而在莎菲和韦弟的关系中，莎菲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莎菲一个人的问题了，而是莎菲和韦弟两个人的问题。韦弟的问题似乎更有些麻烦：要学凌吉士，肯定于心不忍；不学凌吉士，莎菲又是不会爱上他的。这就有了中国当代男人的矛盾和困惑。
在西方，男性的等级是按阶级分的，女性的等级也是按阶级分的，不掺杂更多别的因素。而在中国，则还有一个文与武的差别。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使得国家机器掌握在一些白面书生手里。阴盛阳衰的文人社会表面看来减轻了女性的压力，实际上，却把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压在中国古代的女性身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两性关系的突出特征是：男性不美而爱美，女性无权而爱权。男性虽然掌握了国家政权，却弱化了自己战士的本质，成了社会一切物质成果的消费者，女人也成了他们消费的主要对象之一；女性也因丧失了权力的保护而更加重视社会的权力，并企图通过附属于拥有强权的男人而获得自己对社会、对其他女性的权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开始入侵中国，中国的韦弟的问题随之出现。正是在这里，产生了鲁迅的立人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把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都作为“人”来看的，既不把中国男人视为“上帝”，也不把中国女人视为“神灵”，都是并不完美的“人”，都需要自省、自立与自强。这只要具体到韦弟这类人的自然愿望中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像一个弟弟爱着自己的姐姐一样爱着莎菲的韦弟绝对不是一个男性霸权主义者，但作为一个面对西方的凌吉士而意欲自强的男人的韦弟也绝对不会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女权主义者，仅仅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是无法判断他的思想的性质和意义的。而中国的新文化就产生在像韦弟这样的中国男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中。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女性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起，就是“被解放者”。中国女性的解放，首先表现在中国女性由单纯的家庭成员同时也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的成员，离开中国女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无所谓女性的独立性或自由性的。因为女性之进入社会首先是从这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愿意接纳女性进入社会开始的，并且进入社会的新女性首先意味着告别传统女性的精神群体而适应当下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在女性群体中，她成了孤立的个人；在男权社会中，她成了孤立的女性。这时，她更需要紧紧地贴近中国男权文化，以谋求自己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独立地位和作用。
与美国相遇的“华人女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美国梦是一个真实的梦，虽然这也仍然是一个梦。中国的男男女女是怀着一种理想来到美国的，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与美国人没有差别的一般意义上的人来想象美国社会、想象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的，但在这里，他们首先感到的，却是民族之间的差异。
海外华人在两个不同世界的文化之间进行价值转换：美国的韦弟如果像中国的韦弟一样挚爱着美国的莎菲，他将永远只是一个美国的韦弟而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美国的凌吉士，但当他在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继续沿着“欲自强，并颂强者”的个人主义路线发展下去，他就会自觉地遗弃其中国文化的特征而完全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美国的莎菲如果满足于与美国韦弟间的姐弟式的同情和怜悯，她将像中国的莎菲一样永远无法得到自己理想的爱情。因为正像女权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一样，美国的文化也是一种男性霸权主义文化，而美国的莎菲要像中国的嫦娥一样再一次实现自我的超升。
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
这里还有一个学术、文学与电影的关系问题。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文化复兴，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术复兴开始的，在那时，以鲁迅研究为主体的“五四”新文化研究处在中国文化的轴心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就超过了学术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直至现在，影视文化就一直是影响最广泛的文化门类，当代中国青年主要是在影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还有一个从严肃文化为主体向消费文化为主体的演变过程。
毫无疑义，学术研究是最具严肃性的文化，是在极少数学院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直接诉诸理性认识，不具有直感性；到了文学创作，就有了娱乐性，不是完全严肃的了，其接受范围也比学术著作更加广泛，但这种娱乐性还是通过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文字符号进行传达的，必须通过读者自己的主观想象，不是直接诉诸感官感觉的，其感官享乐性质自然不及影视作品。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还是以文学性为主的，属于心感文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影视作品的票房价值就成了不能不关注的对象，感官享乐的性质空前加强了，也由心感文化为主体转变为以性感文化为主体。中国电影与海外、特别是美国电影的联系正是在这种消费欲望的推动下发生的，在美国的电影中，中国的男女演员、特别是女演员就被置于了充满消费欲望的美国观众、主要是男性观众目光注视之下。
综上观之，《“她者”镜像：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是有开创意义的，因为它是第一部对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女性形象做出系统研究的著作，其搜集资料之完备，历史描述之清晰，都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