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敏
民国时期曾有一股女性独身的风潮，特别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最为热烈。在一些经济发达、外来文化接受程度较高的地区，有一些女性公开表达了自己追求独身的愿望。这种表达先是从上层的妇女中开始，继而蔓延到一些女校，同时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倡导独身的团体。
1918年，回国不久的胡适发表了《美国的妇人》，当中描述了美国独身女性的状况：美国不嫁的女子，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并没有什么不便，也不致损失什么权利。他一样的享受财产权，一样的在社会上往来，一样的替社会尽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头“老处女”，也不用虑着死后无人祭祀！
在这个新旧杂陈的年代，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影响在知识分子圈及年轻一代中最甚。年轻一代思想最活跃，行动也最决绝，急于想表现出一种与旧时代、旧传统切割的姿态来，享有婚姻自由、自主的权利也就成了这时青年人表达独立的一种诉求。另外，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不少女性向往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姿态处世，不依附于任何人，表现出对传统夫权社会的反抗。
根据1928年《妇女杂志》社的调查，1919年～1927年间，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共计105人，结婚成家者仅17人。主导调查的作者说，独身主义不发于一般女子，而知识愈高，对此要求愈烈。德本康夫人是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她说，当时“大多数女孩对男孩都并不特别感兴趣。迄今为止，在中国人的婚姻关系中，罗曼蒂克的爱情尚未成为时髦，对于那些具有知识和文化兴趣的女子来说，结婚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当时，抱定不婚的女性尤以从政、从教、从医者为多。比如，长期以着男装著称的孔家二小姐孔令俊，有“民国第一才女”之称的吕碧城，还有“万婴之母”林巧稚……她们都终身未婚。后人将风华绝代、才情卓绝的吕碧城奉为不婚者的圭臬。吕碧城曾说，此生可以托付终身者只有寥寥几人，但他们都有家室了。金陵女大的第二任校长吴贻芳也是奉行不婚的，她虽然不反对学生们谈恋爱，但是已婚的学生是坚决不会被招入校的。同时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杨荫榆也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而像中国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新中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中国的第一个留日女博士杨步伟也都是先前抱定不婚的，都不愿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只是后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了知音，也就改变了原来的追求。
那时候，社会上还出现了倡导独身的团体，像南京的15个富家小姐组织的“不嫁会”、江阴某女校成立的“立志不嫁社”，还有上海一教师发起的“女子不婚俱乐部”。这些倡导独身的团体不仅受到广泛的质疑，还遭到了社会势力的弹压，甚至政府也出面阻挠。
和周恩来一起发起“觉悟社”的张若名是独身的倡导者。当时的觉悟社成员既为了“男女公开社交”之便利，又有感于当时社会上女子结婚后的命运，均以独身主义者自居。张若名将当时的独身主义者归纳为八种类型：认为人生的至情应该施于众生；持独身以救世；认为世界上难以找到知情意三者都契合的婚姻，宁愿“独身以终”；眼界太高，难觅佳偶；因孤独而有独身癖；为逃避家庭琐事和生育痛苦而入独身一途；个人遇到伤心境遇，“迫而出于此道”；认为家庭阻止了个人发展，为事业而过独身的生活。
女性追求独身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认同者是有的，但从整个民众的舆论、报章上的立场上看，反对者占据了主导，认为，独身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异常行为。鲁迅曾撰文在《寡妇主义》中讽刺独身主义者。李宗武言，“独身绝不是个人发展的捷径，独身绝不是改造社会的良药”。当然，有的女性谋求独身生活也不尽全是社会因素促成的。
客观地说，周建人在他的《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中道出了女性独身面临的现实困难，“近来中国女子独身的喊声虽然很高，真能独身过活的仍是少数。要求独身不是容易的是，要求具有种种条件，不但在经济上能独立，便更需群众观念能承认女子是独立的人”。
同时期的英美等国也在热烈地进行着妇女独身运动。英国妇女界成立了妇女独身运动协会，美国有沃哈沃总会。由此看来，女性谋求经济独立、人格尊严，以及一个独立的女性如何获得自我发展和婚姻家庭的平衡是一个世界性的，也是相当久远的话题了。只是与今天的年轻人谈论独身、不婚不同，在那个时代，敢于表达自己独身的立场需要更多的胆气和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