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周文
日前，在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论坛”上，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就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建设采访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
记者：家庭福利政策具体指什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刘中一：家庭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福利，是指政府提升或促进家庭功能所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家庭福利政策则是以政府和社会为责任主体，以家庭为对象，通过工作福利、发放津贴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形式，对有关家庭进行帮助的社会政策。
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显性家庭福利政策是刻意把家庭当成整体考虑目标而设计的政策或方案，包括育产假政策、养老服务政策、妇幼健康政策、儿童照顾政策等等。隐性福利政策是与家庭无直接联系，但对家庭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如所得税措施等。
记者：我国现有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存在什么问题？国外家庭福利政策呈现哪些特点？
刘中一：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我国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经济改革改变了家庭福利传统的单位供给方式；家庭规模变小、代数变少；家庭养老功能渐趋弱化；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下降等，都亟待新型家庭福利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从我国传统家庭福利政策体系看，主要存在几个主要问题：政策内容过于狭隘，将家庭问题归结为社会政策的范畴，较少考虑家庭问题的经济后果；政策功能比较单一，目前规范和调整的领域主要局限于弱势家庭的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等有限的几个方面，有等同于“家庭救助政策”之嫌；政策视野偏重短期，目前家庭福利政策主要着眼于解决家庭问题等一些“当下问题”，缺乏着眼于中长期角度的战略型家庭福利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起，开始注重强化家庭责任与家庭功能。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重心不是单纯地将责任转给家庭，而是转向开发家庭功能、为家庭提供支持的发展型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发放家庭津贴、教育补贴、休假制度、提供家庭公共服务等。
记者：对于构建新型家庭福利政策体系，您有何建议？
刘中一：我国家庭福利政策体系设计的核心思想，应该基于支持家庭的理念，促进家庭功能的发挥。
在此思想指导下，新型家庭福利政策体系要坚持几个主要原则：积极性原则，要以积极的福利替代消极的救济；公益性原则，要使不同层次的对象都能享有相应的福利服务；循序性原则，目前最重要的是以儿童、少年、身心障碍者、老人在家庭中受到照顾与保护为优先原则，尤其首要保障弱势家庭的生存发展权利；整体性原则，家庭福利政策元素、单元之间应当具有内在的结构性、逻辑性、层次性和关联性，以形成内容完备、功能完善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全面性原则，适度拓展家庭福利覆盖范围，将家庭福利服务对象延伸到所有家庭，并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制度统一。
具体来说，新型家庭福利政策体系首先要保障家庭经济安全。要建立全民普及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最急需的工作是在个人所得税征收方面应纳入家庭视角，对抚养、扶养和赡养负担较重者试行减免，以减轻那些供养责任过于沉重的家庭的经济压力，保障这些家庭的经济安全；要加强对各种特殊家庭的津贴补助，对于儿童家庭、老人家庭、残疾人家庭、慢病家庭等特殊家庭，要制定津贴补助政策；要协助低收入家庭有工作能力者参与劳动市场，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特别是要保障“零就业”家庭的基本生活。
其次，要支持家庭照顾能力，分担家庭照顾责任。要打破传统的仅由子女、亲戚照顾老人或老人自理的固有模式，引入社区福利服务的新形式。要普及小区幼儿园设施、课后照顾服务，增加对幼托教育的投入和设置，以减轻年轻父母过高的幼托成本和工作家庭双重冲突，以及年老父母隔代抚育的压力和责任。同时，政府要以家庭责任和儿童照顾为导向增设父亲育儿假和家庭照顾假，建议采取多种方案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补充、修改。
再次，要预防并协助解决家庭内的问题。要提供婚姻与亲子教育等课程，协助家庭成员增强沟通技巧；以增强家庭成员责任为目的，制定实施父母育儿假等政策；完善各种高风险家庭支持网络，促进家庭自立和自我发展，尤其要协助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家庭、身心障碍者家庭、低收入户家庭、独居或单身家庭(尤其是单身工作女性)、老夫妻家庭、高风险家庭等各种形态家庭自立。
当前，我国在新型家庭福利政策实践方面，已经有一定探索，比如东莞市妇联扎根社区开展的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就采用“妇工+社工+专家+义工”的综合服务模式，为个人及家庭提供全面的“一站式”家庭福利服务。深圳市妇联设计开展的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其服务范围包括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婚姻调适、家庭调解、亲子教育、妇女维权、青少年成长、居家养老、危机干预等服务。
期待在一系列实践带动下，新型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尽快建立，更好地支持家庭，发挥家庭的功能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