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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 发现文学作品“自然描写”的缺席很长时期以来,我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叙事文学,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从《太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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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然在哪里

2016/10/30

□ 阿来

发现文学作品“自然描写”的缺席

很长时期以来,我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叙事文学,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从《太平广记》这样的传奇小说开始,到四大名著,包括蒲松龄的短篇小说,它们都有非常精彩、精妙的地方。当西方文学大量进入中国以后,我突然会发现,中国的文学或者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缺失——我们的描写对象当中没有“自然”。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会构成两种关系:一个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主要关系。除此之外,我们与环境、大自然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

就是说,我们不光跟人发生关系,也跟自然发生关系,这个世界才是完整的,这个关系才是完整的。所以想想我们的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传统,很难想起来,把自然作为对象,总是人跟人的斗争。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三国演义》是战场里见,《红楼梦》是闺阁里见、花园里见,总归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很难往温暖、积极的方向书写,主要写的是人跟人的互相算计、互相提防,互相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三国演义》就是集这种大成的书。

我自己很早老是想这种问题,说我们的“自然”到哪儿去了?

大家非常喜欢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非常震动,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现代人,应该对我们对于环境的无知感到恐惧。”我们没有真切地认识它,所以我们说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都是一句空话。谁会在真正的关系当中,我们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个陌生人?

2014年我写了一本有关历史方面的书,一写中国的历史,跟《三国演义》差不多,种种政治的角力,人与人的算计,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情境越来越不健康。这种书要求你必须把人性的黑暗一层层揭开,我自己老写这种书的话,要么变成暗黑的人,要么得抑郁症,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一种方式来使自己重新变得清新起来、开朗起来,希望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个光明的世界。

《三只虫草》: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经常离开城市、离开人群,自己开车进山,上高原。当我进入森林,到雪山之上,来到湖水旁边时,在那儿非常深入地进入自然怀抱当中,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平静,满眼是那种美好的东西。

这次上路,经常看到小孩子,在雪山上到处走,有的放羊,有些会招手让你买东西,从家里拿块奶酪要两块钱卖给你,还有从山里采的小蘑菇两百块钱卖给你。青藏高原四五月,小草刚刚发芽,是采摘虫草的季节。很多小孩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头有几只虫草,三十块钱一只问我要不要。

我躺在山上,晚上睡在树林里的帐篷里。我就想回去写写这些小孩。我想写这些简单的、单纯的人,可能也像我自己深入到大自然当中一样,是使自己心灵得到调适的一种方式。果然,回去我就决定写,所以第一部书写了《三只虫草》,就是一个小孩子跟虫草的关系,我突然发现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写作的人,很多时候把自己看得过于伟大,我们总觉得是在帮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的意义。

我在写一个单纯的小孩的时候,书写出来不是为了去教育别人,而是这个人在不断教育我。因为他在小说当中,也慢慢因为商业的关系,身上揣着这么一些虫草,不断地跟不同人发生种种关系,被别人算计、调侃、轻蔑,但是这个人用他特别天真、单纯的方式,都避开了这些风险。

所以这个小说不再只是一些人跟人的关系,所有人首先要跟这个事物发生关系,然后才因为这个事物作为媒介,跟别的人发生关系。我觉得,我们终于把自然、自然界的一种事物,请到了我们用中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叙事文学当中,缺席已经很久了,以至于我们会忘记自然。

书写自然就是“寻根问祖”

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奥尔多·利奥波德,他就是一个书写自然的文学家,人家问他为什么要书写自然呢?他说我们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今天,如果再放弃对于自然的观察跟书写,那么我们可能面临一个风险,所有的人认为面包是从烤箱长出来,而不是从美国密西西比河两岸广袤的平原上长出来。我们也会认为,别的事物也是从一些工业化的器皿当中长出来的。比如我们认为牛排是从冰箱里长出来的。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对自然进行文学书写和表达。

可能有人读过他的一本书叫《沙乡年鉴》。美国的农业曾经有段时间也不注重环境保护,大量滥用,最后造成土地退化,变成半沙漠的地方。他居然为此写了一本书。他自己一边做保护环境这种事情,同时把在这个过程中,他观察到的事情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沙乡年鉴》。他记录了这个过程,证明即便大自然被破坏,只要我们停止破坏,按照自然的规律重新来对待这个土地,这个土地还能够恢复升级。这本书非常了不起,被誉为世界自然文学三大经典之一。

还有一本经典也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非常美,作者本身是作家,也是生物学家。她突然发现过去春天来临的时候,美国那些乡村当中是充满了各种声音的,因为那些鸟儿会回来开始歌唱,过了好多年她突然发现这些春天是如此寂静,鸟消失了,自然界变成了没有声音的自然界。她就开始追踪这件事。发现根源在于大面积使用一种叫DDT的农药。当时她受到的挑战很大,面对的是整个化学工业给她的压力。她靠个人的力量,竟然战胜了美国强大的化学工业,使美国禁止农药的使用,也几乎在全球拉开了自然保护和绿色农业的序幕。

对于自然主义文学,中国读者大部分知道一个人,那就是梭罗。我还看过他的另外的书,比如讲植物传播的,叫《种子的欲望》,那本书写得很好,至少在我看来,比《瓦尔登湖》好多了。

面对自然,对今天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中国文学当中,“自然”的长期缺失确实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我们做文学的人有责任来进行这样的书写。所以写完《三只虫草》以后,我还写了《蘑菇圈》,又写了正在濒危的柏树,叫《河上柏影》。柏树很冤枉,分布面积很小。

但是很不幸,这些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钱以后,开始喜欢搜罗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就让一些过去非常寻常的东西,变成一种特别高价值的东西。比如崖柏,经过千年变迁还能够在我国境内存活并保留,原本是让人们骄傲的事情,可是这种骄傲却在贪欲作祟下慢慢变了味儿,崖柏身价暴涨并没有让其得到保护,利欲熏心的人们却一步步将崖柏推向了灭绝边缘。

很多村民开始走上悬崖,寻找崖柏踪迹,即便是已经出现了四十多个血淋淋的坠亡案例,依然无法阻挡村民采挖崖柏的脚步。各种各样的木头,好的木头,大的木头,我们做桌子、柜子,边角废料我们也找到一个发明——做珠子戴在手上。据说可以涨价,我们有这种需求,五迷三道做这种事情,好吧,木头就遭殃了。

只有我们学会了非常尊重自然界以后,才能学会尊重人。因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守护自然,我们才能国泰民安。

(本文为著名作家阿来的演讲稿,编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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